南汉山城

梅雨季节，户外瓢泼大雨。

沉浸在影音世界中观看完了一个曾经发生在寒冷冬天的故事。

17世纪中叶，满清以强大武力威逼朝鲜臣服，君臣困于南汉山城商讨对策。

斥和派认为气节与正统，宁死不能丢弃。

主和派认为在战乱面前，百姓生灵才是首要考虑。

罕见看到具备如此诚实史观的影片，以克制冷静的笔触描画了一个夹缝中的小国如何取舍宗主国的故事。

对战和两派代表人物，分别给予了客观尊重的刻画。

斥和派金尚宪，执念大义气节，体谅平民兵士。

却冷酷捅死渡口老汉，唯恐他为清军领路。对老人的孙女，又极近怜悯妥善安排。

主和派崔鸣吉，绝非贪生怕死之辈。为免生灵涂炭，一腔孤勇，数次前往满清阵营斡旋。

甚至于未免金尚宪尴尬，一力承担降书撰写工作。甘负骂名，在所不惜。

两人虽然在是和是战上，意见不一。

大多时候惺惺相惜，堪称君子之交。

全片没有丑化满清，也没有美化朝鲜君主。

皇太极不亏为日后改天换地的大汗，心胸亦算宽广。

对于朝鲜君臣在大年初一还要向北京大明方向行叩拜大礼的行为，表示了理解体谅。

片尾，朝鲜仁祖大王着蓝衣（以示有罪），领众臣向皇太极行三叩九拜大礼的画面可谓生动凄凉。

影片中，极力讽刺的乃是以领议政为首的骑墙派们。

对兵士，高高在上，视为草芥。

对下属，恫吓嫁祸，无所不极。

对同僚，动辄要求处斩崔鸣吉。

被满清炮火教训后，立马见风使舵，高呼处斩的对象转眼就变成了金尚宪......

丑态毕露。

哪怕画面冷静克制，亦不免种种悲凉萦绕其中。

多场群臣辩论戏，生死名节，让人热泪盈眶。

李秉宪与金允石，再次贡献无与伦比的表演

导演黄东赫，《熔炉》《奇怪的她》均出自他手，加上本片，似乎各种题材都能驾驭。

或许，可以把《鱿鱼游戏》排上List了。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喜欢自认“老子天下第一”，那么，如何巧妙而艺术地拍摄一部关于本国战败投降的电影？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真需要技巧。

对于本国的黑暗历史，通常影视作品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挖掘大败局之中的个别胜利，比如韩国的《鸣梁海战》、我国的《血战台儿庄》；第二种是竭力突出反抗精神，哪怕最后失败了，至少是壮烈殉国，而不是忍辱偷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林农导演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甲午风云》，还有美国导演乔恩·阿维奈2001年拍的《华沙起义》。众所周知，二战时面对纳粹有组织的屠戮，犹太人基本上驯服如绵羊，很配合地走进了集中营。正因为此，影片中在华沙那零星而决绝的抵抗就值得大书特书。

如果说上面两种，尚属于基于史实的合理戏剧化呈现，那么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关于外敌入侵的影视作品则纯粹是一种恶搞风格的空想剧：通过白痴化、弱智化敌人的外表和言行来达到自嗨式的精神胜利。比如欧洲在战后对第三帝国元首各种恶意满满的丑化，全然不顾当初德军是怎样闪电般横扫欧洲大陆，各国又是如何抵抗不及先后纳降的。再比如，中韩两国贡献了众多极富魔幻色彩的抗日神剧，以弥补昔日未能在正面战场大获全胜、痛扁倭寇的遗憾，转而便创造性地、以荒诞剧的形式在影视作品中完成假想敌的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黄东赫导演的新作《南汉山城》，突然就感叹不已。不回避敌人的强大，不丑化对手的面目，不吹嘘自己有盖世神功，冷静呈现所有做过的努力和坚守，也敢于直面曾经屈膝下跪的耻辱，并且正视国家在“或战或和”的痛苦抉择中遭受的两难处境。

在那座漫天飞雪的南汉山城，朝鲜君臣度过了史上最寒冷的47天，最终开城投降。曾经拍过《奇怪的她》、《熔炉》这些佳作的黄东赫以严谨工整的风范完成了这部苍凉悲壮的历史正剧。影片油画一般的光影效果，精致细腻的服化道、主角们出众过人的演技，加上剧中清军全程使用满语对白，种种考究让影片展现出厚重的史诗感，成为2017年韩影中当之无愧的最佳作品。

站着死，还是跪着生？这是东方式的哈姆雷特命题。从现实来看，后者肯定占了主流；但彪炳史册的，永远是那些战斗到最后一息、舍生取义的人。

《南汉山城》的背景，是1636年底至1637年初的“丙子胡乱”，满清在入关之前，先行出兵打击了大明最忠诚的属国——朝鲜。多年受大明恩典、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朝鲜一直奉大明为宗主国，蔑称满人为“胡虏”、“蛮夷”。1636年这一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国号为“大清”。消息传来，朝鲜国内哗然，仁祖拒不见大清使团，也不接受国书，皇太极的登基大典，朝鲜使臣拒不下拜。凡此种种，激怒了满清，两国积怨爆发，清兵大军压境，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从鸭绿江边打到朝鲜京城。仁祖仓皇出逃，率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

影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清军将山城团团围住，时间一天天过去，凛冬已至，城内弹尽粮绝，战马都杀了填肚子，内外消息不通，援军苦等不至，活路几乎都已断绝，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这个时候，朝鲜君臣等来了御驾亲征的皇太极和一封招降书。

是战，还是和？何去何从？

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主张议和的吏曹判书（相当于天朝的吏部尚书）崔鸣吉与主张死战到底的礼判（礼部尚书）洪尚宪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金尚宪慷慨激昂地质问：“将士仍在抵抗，忍受着饥饿努力守城，还有一线生机，为什么要先跪地求饶？”他的话大义凛然，几乎不容反驳。可大义是什么？是殉国、是成仁？翻开史书，“不当亡国奴”这个看似正确的价值观背后常常是淋漓的鲜血。

金尚宪之前，有唐代名臣张巡。在“安史之乱”中为了保卫睢阳城，张巡咬碎了满口钢牙，在粮草断绝的情况下先杀了自己的爱妾给将士充饥，接着又食城中几万名老弱妇孺，到最后城破时，全城仅四百余人幸存。至今在河南商丘古城外，仍有规模雄伟的张巡祠。金尚宪之后，有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他在扬州拒绝了多尔衮的一再劝降，与城共亡，整座城池随后遭到清军十日不封刀的屠掠。

是生，还是死？在存亡的关头，仁祖迟疑了。

影片中，金尚宪和崔鸣吉当着仁祖的面有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

金（对仁祖）：您要跪在可汗面前吗？如果让您跪下倒酒，您也要照做吗？

崔：弱者为了活下来，没有不能做的事情。

金（依然对仁祖）：鸣吉说的，就是您活着要走的路吗？

崔：尚宪说的很正确，但那只是话，他认为话语重于生命。

金：鸣吉所说的活，即是死。微臣愿意死得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沉重的生命！

崔：死并不轻于鸿毛，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金（霍然站起）：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的乞求活命？！微臣无法旁观，再侍奉这样的君王，请在此砍了微臣的脑袋！

崔：到底什么是国君？！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从的国君。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在东亚文化语境中，历来视求和为奇耻大辱。历史不提供第二种价值标准，人们没有机会听见秦桧为自己辩护，只看到他反剪双手跪在岳武穆面前任人唾骂。从此白纸黑字，盖棺定论。所以，呈现这样一段“大逆不道”的争执，是令人钦佩的勇气。金允石和李秉宪两位影帝强强联手，以精湛的演技再现了朝鲜历史上两位立场相对却都刚烈不阿的忠臣。纵观全片，两人的一言一行都从容有度，持重端庄，举手投足处处体现了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之下，一位朝廷重臣所应有气度和风范。这场辩论戏，尽管语气强烈，两人的情绪却始终收敛克制，面部微表情控制精到，仅凭含泪的双目透露出内心的波澜，几乎靠着眼神演活了人物。

影片结尾，朝鲜君臣出城纳降，仁祖身着臣子的服饰在皇太极帐下三拜九叩，崔鸣吉跪在身后，浑身颤抖，泪如雨下；城内，宁死不降的金尚宪毅然殉节，宝剑刺入身躯，一颗泪珠滑落脸庞。历史车轮无声而残酷地前行，每个人都走了自己选择的路，但每一步都浸透着悲凉。

如果说金尚宪是民族英雄，那么处在他对立面的崔鸣吉自然就是声名狼藉的逆贼，然而，《南汉山城》却花大量篇幅刻画了他作为忠臣的形象。弱国无外交，但在山城被围的47天中，崔鸣吉为了求和却四次出使清营，每一次都充满了凶险：不光要面对清兵射来的箭雨、被清将龙骨大用弩机抵在脑门上受死亡威胁，更要领受各种言辞上的羞辱。然而他均临危不乱，不辱使命。只可惜每次归来，迎接他的都是身边同僚的非难和斥责，称他丧权辱国，有失体统。最后降书的起草，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他身上。

天色微明，油灯燃尽，一夜未眠的崔鸣吉放下手中的笔，清楚地知道，由自己起草的这封降书一旦送出去，自己就成了千古罪人。然而，是否能够就此换来黎民苍生活下去的曙光？

清军总攻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朝堂阶下，群臣全身缟素，齐刷刷跪地高喊：“崔鸣吉的国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敌人的逆贼之书！殿下，请马上把它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朝堂之上，匍匐于王座前的崔鸣吉依然苦苦进谏：“微臣写的不是信，而是路，是殿下需要踩着走的路。殿下，请不要和天下百姓一起死！就算明天砍了微臣的头，也请今天把降书送出去。”

此时他心中的苦痛，恐怕只有260年后的李鸿章才能体会。

1900年，曾经所向披靡的满清也走到了风雨飘摇的路口，八国联军抵达京城郊外，太后和皇帝匆忙外逃。临走，不忘给两广总督李鸿章发了一纸任命：封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作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交涉。此时的李鸿章已78岁高龄，部下和亲属力劝年迈的中堂大人以《马关条约》为戒，不要再上京当替罪羊。可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人能与外敌周旋，北京的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李鸿章心力交瘁，一边咳血，一边与洋人周旋了近一年，在病榻之上指挥下属把损失降到最低：赔款数从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这个数字是对4.5亿中国人而定的，“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这就是《辛丑条约》。

李鸿章接受了这份侮辱，收获了国人的一片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骂声——条约签署之后没多久，这位晚清名臣就溘然长逝，留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临终诗句。

《南汉山城》的另一贡献，是除了刻画“和”、“战”两派的对立之外，还还原了夹在两者之间、首鼠两端的群臣。他们是历史上面目模糊的一群人，是史书中的失语者，却是真正的大多数，比如影片中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

金鎏当然也有立场，就是永远站在“对”的一方，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不留下一丝话柄。鉴于任何关于议和的言辞都会给自己的品德增加污点，所以他自然是站在主战的一方，直至后来在他的指挥下，朝鲜军打出“自损三百，伤敌两人”的败仗，最后的责任却被他降到出征将领的身上。从起初强拆农民的草房给士兵御寒，到后来拿走士兵的草垫去喂马，再到最后杀了战马给士兵充饥，金鎏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在打自己的脸，却无一不被他冠以堂皇的理由。然而金鎏并非不爱国，在被迫随崔鸣吉出使清营的时候，他也试图维护国家的体面和尊严，可是来自文明之国的莫名优越感，让这位饱读诗书的文臣不屑于俯身和“蛮夷”平起平坐，哪怕对方已经兵临城下。而这样的姿态是我们所熟悉的，200年后，满清的大臣们也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远道而来的西方列强，无视对手的强大，拒绝放下自己的身段。

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仁祖在大殿上茫然四顾，发现满朝文武俱是嘴上仁义道德，行动却畏畏缩缩之辈，只知跟风随大流，而不堪担当重任，禁不住内心惶恐。其实这种局面恰是一个王朝的常态，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的忠臣、奸臣，是无数平庸之人构成了历史的底色。

关于道义、荣辱、名分、尊严，《南汉山城》还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上的视角，那就是城中的百姓。渡口的今天为皇帝带路，明天为清兵带路，只要有人肯给他一碗小米；冒死出城送信的铁匠其实最关心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这样开春就可以播种。对升斗小民来说，士大夫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复杂难题并不存在，人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肚子。

《南汉山城》139分钟的篇幅，人物塑造上，从战派、和派到骑墙派，从皇帝、士卒到百姓，包括出场不多的清军一方，从皇太极、龙骨大再到翻译官，几乎每个人的形象都立得起来，站得住脚。激烈残酷的战争场景和明争暗斗的宫廷斗争，其中还掺杂了金尚宪和渡口老人的孙女之间的忘年情谊，各种层面上的立场交锋和观念碰撞，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影像读本，再现了历史的多元和复杂。

看见一段关于影片中讲述的全然不同的关于李氏朝鲜在倭乱和胡乱中毫无抵抗能力的分析，颇有见地，在此分享下(￣∇￣)

“当时的朝鲜，也不是我们想象里的奉明正朔五百年的小中华儒教国家。其实，朝鲜是一个贵族合议制国家，朝鲜政府是以血统的高低贵贱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儒家文化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有其名而无其实，血统不够高贵，没有资格参与读书科举，出身不够特别高贵，没有资格去考高级官员。而没有出身的贱民，就如影片里的清军翻译郑命寿，对朝鲜大臣指责其祖上是朝鲜人的回应。郑翻译回答的是：“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其实这才是朝鲜真正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朝鲜作为一个由大小土地贵族把持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国内有近一半人口属于奴隶，国家有专门负责维护政府机构的国营奴隶。随着小土地持有者下层良人阶层的逐渐解体，在17世纪初，朝鲜这个国家有八成以上的人属于贱籍，即满洲军队翻译官的朝鲜出身。

在朝鲜“人”眼里，郑翻译这种人，被特意制定了从母法，该项法规制定的也不是父母是奴隶，子女就是奴隶，而是母亲一方是奴隶，子女才是奴隶，其理由很简单也很直白——知母不知父，禽兽之道也。人之所以比畜生高贵，是因为知道自己爹妈是谁，朝鲜的“人”在法律上规定了朝鲜贱民与牛马鸡犬等同。所以说影片里郑大人事实上不应该知道谁是自己的便宜爹。当满洲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郑大人这样的人形牲畜，占了朝鲜总人口的80%以上。

而身为蛮夷出现的满洲军队，在当时因与明军长期拉锯作战中损耗极大，在人力物力上严重匮乏，因此在人力使用上有才便用，不看民族也不看出身，并没有朝鲜人这种根深蒂固的血脉观念。朝鲜君臣眼里的人形牲畜郑命寿，在投奔满洲，作为郑大人回国后，在地位上反而比朝鲜的所谓高等贵族要高其一等。

战乱爆发之时，朝鲜“人”并未真心抵抗过——“今者两班千百，而为兵者一二；民丁数十，而为兵者仅一二”，朝鲜的贵种们并不愿意当兵，自然也不会拿下层贱民的畜生命去当人命来看，这才是朝鲜倭乱、胡乱之中迅速败亡根本原因所在。”

http://q.url.cn/abtX62

作为韩国电影的爱好者，我一直对其电影中深重的文化、历史内涵着迷，前几年《辩护人》、《鸣梁海战》，到最近的《铁雨》、《暗杀》，都把朝鲜半岛过去几百年的荣辱兴衰翻了个遍。 （当然现实题材的也很多佳作，譬如《黄海》）

最近刚刚看完的《南汉山城》，则是把这股历史片的潮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反映得是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不久率领清朝军队攻打朝鲜的事件。这是清政权第二次攻打朝鲜，因爆发于丙子年，故而又被称为“丙子胡乱”。

2011年有一部电影《最终兵器：弓》也反映了这段历史，注重于两军战士之间的对战（朴海日参演了这两部电影）。《南汉山城》则着墨于庙堂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争议。敌军大敌押境，朝鲜皇帝（仁祖）从京城汉阳带大臣们逃到南汉山城，四面楚歌，援兵遥不可及，城内官兵则饥寒交迫。城内以金相宪为代表的主战派坚持皇帝应该坚持战斗到底，拼死抗争；以崔明吉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应该忍辱负重，苟活保命。电影故事和历史一样，最终以仁祖对皇太极三拜九叩，臣服清廷，切断与明朝联系而告终，史称“丁丑下城”。历史之诡异就在于，几百年后，被中原文化视为蛮夷的欧美日登场，再次以压倒性的战斗力进攻满清。

朝鲜仁祖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

这部电影的难得之处，在于走出了大的历史观，从近乎完全局外人的角度，看当时朝鲜朝廷的决策。皇帝最后不得不说出“我只是想活下去！”这样的肺腑之言。对满清皇太极一侧的描写也相当客观，远远超出中国抗日剧中的水平。“知耻近乎勇”，没有把对错推给外人，而是检讨自身的民族性，从这样的角度去批判自己，不容易。

片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前去谈判的朝鲜大臣对着清军中的朝鲜翻译，质问他为什么帮外族，朝鲜翻译冷漠对答：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反省，片中很多的隐喻，此为一斑。

就着这部电影，对“丙子胡乱”的历史作了一番探究，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史实。应该说，全篇电影是非常重视于历史的，但是中间部分略为冗长（韩国电影通病，感觉是为了凑时间），下面是几个历史上的细节：

1. “仁祖在清军攻至汉阳时，与清军大将马福塔谈判。对方要求仁祖派一名王弟、一名大臣为人质前来。仁祖逃至南汉山城之后，派遣绫峰守李偁号称王弟，以判书沈諿加大臣衔出使清军求和。皇太极斥责朝鲜在丁卯年派出假王子为人质，又诘问沈諿，李偁是否是假王弟，沈諿不能答。投靠清人的朴兰英坚称李偁是真王弟，皇太极大怒杀之，驱逐朝鲜使者，并坚持要求朝鲜送王世子李溰为人质。” 注：这种狸猫换太子的伎俩，一而再再二三地玩，这是把皇太极当傻子啊！

御驾亲征的皇太极

2. “丁丑下城”之后，双方签订的合约如下：

• 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 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
• 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奉天作人质。
• 朝鲜应向清朝朝贡。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
• 清朝攻打明朝所属的岛屿皮岛时，朝鲜应该出兵、出军舰五十艘协助。
• 清朝禁止朝鲜大量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

崔哥注：可见当时胡椒真得很值钱！

3. 电影最后，有一个纪念碑的影像，它就是朝鲜归附清朝之后，在三田渡地区建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俗称三田渡碑）。2008年迁移到松坡区蚕室洞乐天世界大楼的后面。此碑列为大韩民国指定史迹之一，编号为第101号，全称为“三田渡清太宗功德碑”。现代韩国人将此碑当作“耻辱碑”看待。

“耻辱碑”

今天，南汉山城已经成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点击这里可以访问南汉山城旅游网页。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崔哥看世界”。

韩国平均每天上映两三部外国电影（2015年上映311部美国电影、363部日本电影），市场竞争无比惨烈，为求得生存，韩国电影每每煽情过度、用力过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素媛》、《熔炉》亦莫不如此，社会意义、票房价值之外，艺术品质乏善可陈。

题材一旦涉及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导演的内心更是完全失去了平静，象李沧东那样每部作品都经得起咀嚼的非常罕见。

《鸣梁海战》（2014）民族自豪感爆棚，历史真实度贻笑大方；《暗杀》（2015）对刺客澎湃、冷酷的内心世界和理想主义激情毫无感知，沦为韩版抗日神剧。

然而，表现丙子之役的《南韩山城》却令人刮目相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真实的人性，敢于正视耻辱的历史；韩国新兴电影人越来越自信、强大，一如前辈的《误发弹》（1961）、《薄荷糖》（2000），一手抓票房，一手抓艺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儒家文化圈，视汉家政权为华夏正统，余皆蛮夷。1592年万历援朝战争（壬辰倭乱），明朝将士浴血奋战痛击倭寇，对朝鲜恩同再造；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清朝国书“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为解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入侵朝鲜；南汉山城翘首以盼的援军畏敌如虎，不惜暗杀朝廷密使；满清铁骑势如破竹，北门之战打出150比1的战损比，以两人阵亡的代价歼灭300朝军。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和投射，怎样解析历史和其中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或群体的格局。

影片不愿贬低、丑化任何人，对主战派鄙视蛮夷、奉明朝为正朔的豪情，对主和派保全苍生社稷的忍辱负重，表现得都很到位。因担心带路的老人为清军效命，主战派手起刀落，但对老人遗留的孙女又充满内疚和怜悯。

朝鲜大臣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鲜人炫耀红夷大炮：“阁下也是朝鲜人，何出此言？”

不料，“朝奸”竟气得嘴唇颤抖，义正辞严地痛揭朝鲜自身的疮疤：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

不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吗？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编导能有这样的视野、心胸，令人肃然起敬。

皇太极20岁开始征战四方，37岁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优待鲍承先、范文程、罗绣锦等汉官儒家，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非寻常蛮夷可比。

皇太极致信朝鲜国王，影片的表现简约而不简单：

“你一而再地违抗于我，就连你的愚钝，也是我的无德。我正是困扰于此，才跋山涉水来到你这里……打开城门，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我会倾听你的诉说，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诉说一切……”

因为我的过失，才让你愚昧到自寻死路——皇太极的检讨居高临下，数百年后也能感觉到朝鲜君臣的惊诧、愤怒和屈辱：清酋如此狂妄无礼。

“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皇太极正在小心翼翼地实践他对仁义的理解，而朝鲜、明朝也正在和将要经历皇太极们带来的强烈阵痛。

困守南汉山城47天后，朝鲜国王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

阿克顿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南汉山城》再一次显示，艺术是哲学最精准、锋利的剃刀，呈现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云长走麦城仍是英雄，知耻而后勇的民族必将再起：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依旧属中华！

西风影评

韩国电影题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鲜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检察官，看不惯的事，韩国导演都能拍出一段黑历史来，曾拍出过《熔炉》的导演黄东赫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韩国历史的《南汉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战争，在韩国称为“丙子胡乱”，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人称呼蒙古和满人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鲜时期烧饼都被称为“胡饼”，正是当年满人入侵朝鲜时带去的食物，后被朝鲜人学会贩卖时便称为胡饼，电影《词典》有提到过。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发丁卯胡乱，后金政权曾与朝鲜定下盟约，称“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 1628年，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征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皇太极闻听后大怒， 1636年称帝后不久，因不满朝鲜在结盟后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率领数万清军攻打朝鲜，逼迫其称臣。十二天后便抵达朝鲜京城汉阳城下，朝鲜仁祖出走南汉山城避难。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汉山城被清兵围困47天后，仁祖着青衣在三田渡向努尔哈赤称臣，行三跪九叩之礼。韩国人将此次事件看作国耻，称之为“三田渡之屈辱”。我要说的是，就是这奇耻大辱，韩国导演居然可以拍出来，而且还对史实一一还原，导演要还原朝鲜大臣们称之为蛮夷的侵略者，要还原朝鲜朝廷内部主战主和的争执，要还原当时朝鲜士兵的懦弱，要还原仁祖爱国忧民忍辱负重的勇气。甚至导演还原了女真人的对白是用满语。这部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达到384万人，这个数字是韩国总人口的1/13，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部反映国耻的影片却票房飘红，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这类题材是中国影人的禁区，而且毫无票房而言，但为什么韩国电影可以获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宽松的电影环境和开放的历史观决定的，屈辱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回避，更不应该刻意掩盖。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烧圆明园》和谢晋的《鸦片战争》，之后再无新作而言。这类作品放在当下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厉害了，我的国》相悖的。在这一点上韩国影人更加勇敢，韩国的观众也更加理性。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作为租借地的旅大两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时期的建筑和当年殖民者城市规划的痕迹，1899这个年份正是俄国沙皇颁布敕令宣布建立达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连城市的开端。大连诞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长与日本殖民者的摇篮，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记犹如婴儿诞生时带来的胎记无法抹去，但这并不影响1945年光复后，大连以独特的姿态在新中国“长大成人”。大连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着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这与它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而如今的官员在宣传大连时对待大连的“出身”问题，试图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遗忘，这是何等狭隘的历史观。 说回到电影，如今满人已不是中国的主宰，曾经的满洲已不复存在，满语只存在于故宫的匾额之上，满族人已无法从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记，而韩国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统自居，虽屈尊为王，但韩国文化之精髓从未间断，薪火相传，现在已融入到韩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韩国社会至今仍可以找到这种影子，而多数时候，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其早已嗤之以鼻。如今我们又主张重视传统文化，韩国这个当年与中国父子相称的国家，俨然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文化上我们向韩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从这一点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谓大丈夫，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文化火种得以保留。这并非耻辱，只不过是在地缘政治之中寻求的一种生存之道罢了。 影片的始末有两句话首尾呼应：“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