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之光

尬聊和妙谈，分别是由洪尚秀和侯麦的电影所标识。张律的电影在两者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尬，是文不对题，对牛弹琴，驴头不对马嘴，也就是男女畅快交流的困难。这种困境在安东尼奥尼那儿变成一种沉默，并作为电影现代性的标志。而在洪尚秀这儿，困境不仅没有带来沉默，反而是话语的泛滥，为聊而聊。侯麦的电影之所以是妙谈，在于男女的交流不仅顺畅，而且达到精神共响。

尬聊的根源是男性本性上的虚伪、道貌岸然和油腻，面对（无欲的）女性躯体，只能通过不断地寻找话题来找到突破口，但终归失败。妙谈是因为男性自一开始便没有欲念，只想展开爱的游戏，因此面对无欲的女性，可以尽情调情，无始无终。一个在结果，一个在过程。在张律这儿，是两者的结合：过程即结果，结果即过程。

谷文通与欧阳文慧不可能上床。上床意味着结果，是男性对女性欲望的终结；但可以开房，只要不发生身体接触。这是一种中间状态，由女性发起，开启男性的欲望驱动，并主动终结，维系在撩拨、调动的过程。这是关系维持稳定并始终新鲜的根源。

一场爱情游戏，既不至于引向尴尬——遮掩袒露的欲念，也不可能达致巧妙——无视欲念的袒露。我们有欲望，但我们不即刻满足，我们尽情游戏。这是《白塔之光》中的情感保持鲜活、轻快的根本原因，没有得不到的痛楚，也不会有得到后的碎裂。

第73届柏林电影节即将步入尾声，国内影迷最期待的便是入围本届主竞赛单元的两部华语片能否在柏林拿下大奖。其一是刘健导演第二次入围柏林的动画新作《艺术学院》，其二便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张律导演的《白塔之光》。

影片《白塔之光》剧组亮相柏林电影节

影片《白塔之光》由张律执导，辛柏青、黄尧领衔主演，田壮壮特别出演。故事聚焦于美食记者谷文通的生活：离了婚的前诗人谷文通转行去干美食记者，他最近从姐夫那里得知父亲的消息，曾因疑似流氓罪被扫地出门的父亲正居住在北戴河。

谷文通的搭档——美食摄影师欧阳文慧同样来自北戴河。两人的性格大为不同，却彼此暗生情愫。同时，谷文通也在偷偷地调查自己父亲的现状，试图还原当年的真相。高中同学聚会越来越冷清，前妻那边也出现了些问题……

影片中，男女主角的设置充满对立性，一内敛，一灵脱。这样的两个人，由搭档而彼此衍生出感情其实并不奇怪，两个人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

我们从影片最后的“影子戏”便可见一斑：两人喝完大酒，在白塔前的路灯下蹲伏，惊觉自己没有影子，而后抱在一起，重新出现影子，此时两人的感情已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

饰演谷文通的辛柏青老师演得尤为出彩，将一个中年文艺男性的失意、落寞、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同时保持着成年人惯有的“客气”，更加用力地压抑自己的真实所想。

他这种压抑的感情，直到“同学聚会”那场戏，才被借着酒劲爆发出来，他对着远在巴黎的老同学声嘶力竭地唱着那首《北京欢迎你》，使得人物弧光在这一刻达成突破。

而在电影片尾处，当谷文通极具侵略性地向女主角的朋友南吉问出“你们（指南吉和欧阳文慧前男友）到底睡没睡”时，他的那种“客气”终于崩塌，他的人物弧光也最终得以完善。

纵观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乐景衬哀情”的典范，其“乐景”是来源于北京及其文化背景自带的喜感与厚重感，整个观影过程笑声连绵。不愧是张律导演，能够以这样幽默风趣的姿态，来讲述如此悲伤的一部电影：两个故事，无数段人与人的关系。

这次，导演摒弃“三人行”的经典关系，转变为“多人行”。究其原因，导演称这部电影非常适合构建“多人行”的关系，就像他以前的电影很适合“三人行”一样。影片中，两个主角的那种情感状态就是兜转于多人之间，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关系或视线存在的话，他们是很难走到一起的。

影片《白塔之光》的片名源于白塔寺附近一家青年旅舍，而英文片名“The Shadowless Tower”可译为“无影塔”，便是指北京白塔寺中的那座白塔。传闻说，这座白塔无论在什么时间段都没法发现影子，它可以说是本片的重要线索与意象。

对于白塔这个意象，导演这样解释道：“北京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城市，不容易迷路。人们却难以在内心找到真正的路途。在北京有这么一座浑圆的、向上的高塔，能给人们安慰感。”

创作《白塔之光》的灵感，则源于张律导演的一次偶遇。早在拍摄电影《柳川》（漫长的告白）前，导演曾前往北京讨论剧组的制片工作。某天，导演带着工作人员来到西四的一家延边冷面，吃完后消食，就溜达到小时候经常闲逛的白塔寺附近。

当登上离白塔寺最近的一家咖啡馆二楼的露台时，张律导演惊讶地发现，原来这座白塔是如此具有压迫感。可能是因为视角和距离的原因，他小时候从未注意过这一点。由此，他便萌生出要创作一个关于北京、关于白塔的故事。

时间线拉长，来到导演拍完《柳川》后。因老家有急事，导演便从韩国飞回北京。在广州隔离的过程中，他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白塔的影子。于是，在十四天的隔离期间内，他埋头完成这个剧本。这就是《白塔之光》的起源。

张律导演惯用的“长镜头带动时空变化”的独特技法，在这部电影中依然颇为惊艳。尤其是影片的最后一镜，有种让人从梦中惊醒的恍惚感；固定镜头将人物框住，把胡同的纵深感展现得颇有意蕴；而人物的对话则始终都在引导着镜头，让对话中的镜头语言显得更为灵动。

镜子，也是影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觉元素。男主角谷文通跟自己父亲解开心结，在镜中翩翩起舞，这是整部影片中让人难忘的一个时刻。两人在镜中互相审视着对方，看到了在现实生活中不曾观察到的对方，这代表着两人的放下与解脱。

最后我想谈一个有趣的文化隔阂现象。任何一部电影，都必然与故事所在地的文化息息相关。由此看来，《白塔之光》其实非常本土化。因此，在整个观影过程当中，我们中国的观众对影片信息的接收程度显然是要高于外国观众的，乃至于国内的北方人也要比南方人更能理解影片中的一些细节。

例如要往卤煮里放香菜时，厨师的动作与面露难色，究其原因是饮食文化差异。这点在本届柏林全景单元的法国电影《丛林野兽》中也有所体现，我们很难去理解欧洲的蹦迪文化，就像他们很难理解《北京欢迎你》对于我们的意义。

但是有另外一类电影，正在电影节上迅速异军突起，即以《前度人生》为代表的，我愿称之为“全球化电影”。它并不扎根于单纯的韩国或者美国文化，而是进行了一种融合，让所有在场的无论韩国观众或欧美观众都能深入地沉浸其中。当然，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仅是一点不同的发现。

以下是张律导演在柏林电影节接受群访时的问答记录。我们的记者也参与了这次群访，借此精选部分干货，供影迷们参考。

记者：影片结尾处，男主谷文通跟女主闺蜜南吉之间有一场对话。他问，“你有没有跟他睡过？”他很客气地问了这样一个很不客气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出于什么目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相当不客气。

张律：当然不客气，而且是侵犯，甚至是有力的侵犯。有时候当一个人客气到极度的时候，日积月累他就会有爆发，他自己也知道。哪怕是一个最文雅的人，在生活的某一个瞬间他也可能会爆发。他在影片中的情感是妻子出轨了，父亲又是这副模样，稍微有一点暧昧或者说互相吸引的女孩又是跟着她的前男友离开了，等于他最终又是什么都没有了。人有时候就是会这样莫名其妙，最客气的人说最不客气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也有可能是非常激烈的人，在某个瞬间因为某个记忆，可能变得都很温柔，都很难说。

记者：影片中的那座“白塔”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您能够简单解释一下它的深意吗？

张律：没什么深意。只是这个城市里有一座白塔而已，谁生活的街区如果有个异质的东西，你也不会太去深究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有什么深意，只是你潜移默化地心里有这个。就像说到颜色问题，整个北京的基本颜色就是灰色，夹杂着带有等级差别的朱红色。所以说，这个白色的塔，其实跟北京人、跟北京的天气、跟北京的空间是异质的。

记者：借由您刚才提到的颜色对比，我想到电影的片名叫《白塔之光》，仿佛是照亮了一些灰色地带，这是我的理解。就像您在发布会上说的，北京这座城市整体是方方正正的，但人们的内心却很容易迷失。我想问，您选择“白塔”作为片名，同时又发生在北京，但为什么非得是北京呢？是您觉得当下在大城市的人容易有这种迷失的心态吗？

张律：我觉得差不多，因为我对北京熟嘛，对吧？你对这个空间熟，或者你对这个空间感兴趣才会去拍的。“白塔之光”确实有点积极向上（笑），但是说到这个片名真正的来源，你可能会很失望，或者跟积极向上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剧组住的那家青年旅社就叫“白塔之光”。

记者：影片整体上都比较写实主义，但有一处情节是男女主角喝醉后，两个人在胡同口的灯光下，最开始没有影子，彼此拥抱在一起以后，影子才慢慢地出现。这个场景并不写实，并且影子这个意象也确实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所以想问您，这个设计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张律：其实也没有太大意思，只要是在那周边生活的人，或者对那一带很熟的人，都知道白塔真的没有影子。我们剧组所有的人，各个时段都想去找到白塔的影子，就是找不到。这实际是建筑学上的一个奥秘，是不是宗教的意思，我不知道。但那附近的居民对白塔一直都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没有影子。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是有影子的，人也有，但偏偏这个没有。

在我们的认知里，没有影子是异常的、违反常识的。当我们有影子的时候，其实对影子是肯定不会在乎的，就是我走到哪它跟到哪。我在，影子才在。但是，真的没有影子的时候，你会很空虚，会觉得心里发慌，甚至有可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是不是实体。因为印证你是实体的影子不在。这种建筑学上的奥秘，跟人的情感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运用这个设计没有问题。他们两个人有着各自的身世、各自的情感，在交往一段时间后，其实发现他们就是不可能在一起。那一场戏后，两人的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很淡，甚至不见了，对吧？那天晚上又喝了很多酒，有时候喝酒就会有迷幻的感觉，原来你看得见那些原本看不见的，就是情感上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就沉浸在这两个人的状态里面，而且他们始终都在那一带活动，那就像白塔一样，突然没有影子。当然，我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影子。

记者：您之前一直说想拍北京这个空间，那《白塔之光》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您这个愿望？您想捕捉的都捕捉到了吗？还有没有什么是您不曾捕捉到的？

张律：实际上，你想去捕捉什么东西的时候是捕捉不到的，你永远不会满意的。但是说，你试图跟这个空间再聊一聊，那么这空间是可以对话的。至于对话的结果是不是我对这个空间有更多了解，那不一定。但至少，在经历过这样的对话后，我觉得好像我的好奇心还在，我依然有那种以后还会跟这个空间发生关系的感觉。

记者：您刚才说，您想找一个适合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对于这个状态的寻找，让您这次被迫放弃了从《春梦》开始的那种三人行关系。这部电影中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三角，南吉的戏份也不是很多。但回看您之前的作品，包括《春梦》《福冈》《咏鹅》还有《柳川》，其实都是三人行的这种三角结构，您觉得是不是北京人不适合这种状态？

张律：可能是那段时间，我拍的这几部电影刚好都是三人行的关系，或者也是我比较喜欢拍这样的人物关系吧。但其实，最终还是多人行。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情感状态都离不开多人的影响。就像这部电影，如果没有旁人的视线的话，他俩是肯定走不到一起的。所以说，这次我从三人关系又有了发展，发展成多人关系。

记者：之前在看《福冈》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对同一代人有很多想法。直到现在，您又把北京拍到这个新的故事里面。我很想知道，您对同一代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张律：作为电影工作者，我觉得年龄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你可能有时候会关注一个小孩的情感，有时候是一个中年人，有时候是一个老年人，都不一样。过去在拍《春梦》等那些电影时，我想展现的是接近中年的那群人的犹豫、彷徨。而在《白塔之光》里，辛柏青身上的这种感觉可能多一点，也就是男主角谷文通。他是一般中年，身上有一种看不到来路、也看不到前方的这么一个吊在中间的状态。他和他的女儿的关系，和年轻的业务伙伴的暧昧，还有他和父亲的这种关系，就全部都搅到一起，这可能就是中年的状态。

记者：昨天我在影院里看到很多在欧洲的华人，而在影片里也有像在巴黎的人，还有像欧阳文慧这样的北漂。感觉异乡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出现在您很多电影里。这种异乡的情感，是来自于您当年去韩国后的个人体验吗？

张律：都一样，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异乡人。现在的世界，所谓的全球化，就是异乡人。周边的哪个朋友，在巴黎或是在伦敦或是在纽约，都是那个状态，都差不多，最近真是。

作者| 方氏修远甫；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hang

在本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有超过十部华语电影获得了大小官方单元的入围资格。

在19部主竞赛单元作品中，也有两部来自华语电影界，不止展现出了华语电影的强大实力，更预示着这个春天将有新的篇章。

其中，张律导演携手辛柏青、黄尧、田壮壮领衔主演，南吉、李勤勤、王宏伟、王奕雯主演的《白塔之光》作为第一部在主竞赛单元首映的华语电影，在2月18号终于亮相，得到了柏林观众、媒体和影评人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电影。

导演运用了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让观众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北京的景观。

从安静祥和的老胡同，到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再到妙应寺白塔的祥和平静，每一个场景都以自然、朴实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刻意营造。

整部电影的节奏缓慢平和，营造了一种深邃的诗意氛围。

导演非常注重对称画面的运用，达到了极致的境界。

他将景色和人物的关系巧妙地结合起来，让影片的诗意呈现更加形式化，也更加规范化。

电影画面中只要出现两个人，无论是普通交谈，还是坐公交车，都遵循着同一美学规则。

甚至有一幕，演员辛柏青和演员王宏伟半夜走在楼宇之间，在他们交谈的长焦距横摇长镜头中，画面中的人物时刻在中轴线的两侧。

这也许又是一个寻根的故事。

影片的人物故事相对简单，男主角是离婚落魄又放弃写诗的美食博主，过着比较平淡的生活。

虽然失败的婚姻和经济状况让他感到沮丧，但他还是保持着乐观与热情，喜欢吃卤煮，住在一个类似医院的小房间里。

然而，男主角有着不想去回忆的家庭往事。

他的父亲在他儿时被指控犯有猥亵罪，被他的母亲赶出家门，长期生活在北戴河，却又偷偷关注男主一家很多年。

男主角从小就与父亲分开，虽然对父亲有很多怨气，但仍想找到父亲，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在工作中，男主角认识了女主角。

女主角是一个北戴河的孤儿，童年时被领养到广东，后来成为了在北京工作的摄影师。

虽然男女主角之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爱情，但彼此的相遇和相互扶持，帮助他们走出了各自的迷茫。

似乎有，又似乎没有，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此外，影片更是探索了寻找归属感和根源的主题。

无论是辛柏青饰演的男主角，黄尧饰演的女主角，还是那个哭诉「这个地方太难混了」的男主的室友租客，也包括他在北京的旧时同窗，还有那位在巴黎自杀了的同学，他们都没有扎根在所身处的社会当中，正如片中台词所说，没有在这座城市「投下属于自己的影子」。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真正与生活建立起联系，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去处。

有一些人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根，成为游荡在生活之外的「鬼」。

主人公们在白天与黑夜之间游荡，他们可能在街上走来走去，没有目的地地漫步，也有的失业在家，来回走着台步，等待着下一次面试模特的机会。

男主角和女主角多次乘坐城市交通工具，被运送到不同的目的地，就像是游荡在一座城市中的商品。

他们并不完全属于这座城市，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归宿和位置，试图寻找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

主角在影片中握住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方向盘，都是开车去北戴河，在寻找归属感时充满了迷茫和无助。

影片中，男女主角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们更多是在彼此身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去处，回到北戴河，只是某种回归过去的方式。

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属于自己影子的人。

对于男主角的父亲，他在那个年代背上了猥亵罪，早已被社会抛弃在外。在这个彬彬有礼的社会里，他们彼此拥抱或许成了他们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

那么「光」在哪里？

在繁华的北京城里，充满了各种光芒，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光芒并不属于他们。

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未来，为了寻找归属和慰藉而忙碌奔波。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人不断失望和受伤。

有些人在酒店房间里只是互相拥抱，默默坐着，不敢走出下一步，有些人则因为过去的阴影而无法亲近自己的亲人。

爱让人变得愚蠢，却也让我们不断勇敢尝试，去维持微弱的爱与希望。

就像影片结尾，让我们知道韩语的爱「Sarang」在别的语言中也是傻瓜的意思。

这是影片中真正的「光」，男主角就像这道光芒一样，他的出现永远能够给人带来一丝温暖。

无论是安慰自己的室友，还是接受父亲的往事，还是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主和别人在一起，他都能从容面对，给人带来力量和勇气。或许只要这道微弱的光芒还在，我们就可以在失落和痛苦中找到希望。

在超过20年的导演生涯里，张律一直是个游走在主流之外的创作者。他没有接受过电影教育，但天生对视觉和听觉敏感，冥冥中注定要把电影作为表达的方式。然而，他的敏感并不在于刺激性的视听语言，而是在时间和空间相互作用后，累积在人自身以及同他人之间的有序和无序的状态。他的电影里的主角通常不会经历跌宕起伏的波折，但是某种内在的冲突若隐若现。他们看似漫不经心的状态里，蕴含了一个人在瞬间和永恒中的情感徘徊。

导演张律

“不知驶过多少趟的火车/今天已然毫无意义地经过/我今天也依然/不知在等待着谁/在车站附近的山坡上不停徘徊。”——韩国诗人尹东柱《可爱的追忆》。感受时间和空间在人身上的微妙作用，是进入张律的电影的关键。他的电影始终以人物短时间在某个空间里的行动轨迹为中心，勾勒出他们绵延的情感。

日积月累的空间感受

以[白塔之光]为例，你的大部分电影都和地点有关，为什么会有这种联系？

张律：每一次倒不一定是我去了什么地方，只是一拍一想，地点就跟里面的内容结合得比较紧密了。[白塔之光 ]没有什么别的概念。我过去一直有个想法，在北京拍一部片子。这是我生活最长的一个城市。我即使在韩国教十年书，但家还在这边，还常回来。我总觉得我对北京有所了解，可以拍。有这个想法后就有一个机会，我还没有(从韩国)回来时拍了[柳川](后更名为[漫长的告白])，主要是在日本拍的，北京我实际上就拍了三天。拍完后就觉得我是拍了一个中国电影吗？自己也怀疑了。

[白塔之光]的剧本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

张律：拍完 [柳川]后，我又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然后家里有些事情我得回来，待的时间较长，所以我就辞掉了工作。我回来的时候还不能直飞北京，得飞到别的地方隔离14天，到北京再居家隔离7天。我到了广州后，被拉到宾馆隔离，完全不能出去。这14天我就会想一些事，因为你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就会去想一些敞开的空间。[白塔之光]的剧本就是在那些天写完。

“白塔”这座建筑会为何成为[白塔之光]里的重要元素？

张律：拍 [柳川]时还没有疫情，我跟朋友去了白塔寺旁边的一个咖啡馆。那一带我很熟，年轻时常在那玩。白塔和那个咖啡馆的天台的距离太近了，突然就有种压迫感。过去在那里玩，对那一带空间的理解是我和白塔一直是有距离的，现在感觉过去的距离不在了。我在广州的宾馆里就想起了这个事，写了这个剧本。西城区保留了很多北京的容貌，胡同、四合院。它那一片区域，实际整个北京也是，原色是灰色，中间夹杂着一些朱红色。“白”色跟北京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看到白塔的话就会有脱离这里的秩序的感觉，但又是圆润的，不是撕裂的那种脱离。

你对白塔的这种理解跟你剧中的人物有联系吗？

张律：我不会去寻找他们的几比几的关系，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人和人的关系一定会受影响，但你不能像写论文一样去做这个。你把空间定下来，说这个空间里有几个人、他们的情感状态，你去认认真真地拍，最终会和白塔形成某种关系。拍电影其实就是去找这种关系，通过他们的肢体动作、行动路线，模模糊糊地去接近。拍出来大家看了之后，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导演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东西拍出来。

剧本写好后，你会从现场找感觉，不断调整剧本或拍摄吗？

张律：这是一定的，拍电影跟我们的生活一样，过了这一瞬间，在下一个瞬间，你突然发现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你全想好呢，人都是模模糊糊地去想。我就想这个空间是什么人在沟通、几个人的关系，就这么一点点弄出来。我(的电影)从来没有故事性，那个空间也许日积月累变成一种感受，也许是突然间有感觉。

懂多少拍多少

电影是个急功近利的东西，要求你有强烈的刺激性，包括有人物感、故事性，那么你怎么去把握这两点？

张律：每个导演习惯不同，像我的话，就是空间里的几种变化。因为拍一部电影要有好几个空间，都是有关系的，这是人物的生活轨迹。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生活轨迹的合理性，并不是说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人哐叽就跑那里去了，不会的。这个人一定是从这到那，就像坐公共汽车到哪一站下再换什么，这个线路其实是有的。

那你是不是会特别慎重地去选择空间，以符合你的人物需求？

张律：我拍电影时，从来没有摄影组去看景，没有，我不用。我永远是自己和制片人两个，拿着手机就去了，这拍一下那拍一下，什么角度拍下来，这几个房间我都拍到，然后我就让他把这些印一个册子出来。所以我的摄影组特别舒服，一来拍就行。很多人拍电影，派好几个组去采景，为了一个楼漂亮，跑到另一个城市，我从来不干这样的事情。你是好看，但是你要花多少精力，去想那个建筑和这个人的情感是不是能融合？

很多导演到一个新地方拍片会有点胆怯，因为不了解那个地方的文化和人，担心创作不好，比如中国香港导演来中国内地。你在韩国拍的电影，我想象不出来它们是一个中国导演拍的。就这种空间和文化的陌生感，有没有给你带来过担忧？

张律：我觉得中国香港导演到这里拍片有陌生感，一个是因为他们真的对这个空间不熟，另一个是太想拍成这里的电影了。好比我去韩国拍、去日本拍，我知道多少就拍多少。你里边的历史、典故，我找都不找，我懂多少拍多少。往往不太知道的人准备很多东西，露馅了，即使生活在那里的人，他也并不是全知道，只是知道一部分，你就是要把这一部分好好地拍出来。很多时候创作说是需要野心，其实更多的力量需要灭掉你的野心。

我感觉你对你的人物特别自信，让他们跟空间融合得很舒适。

张律：实际上这个是限制法，限制自己在这个范围内。就我的一亩三分地，早晨是什么样子，傍晚是什么样子，很清楚。我是小农经济。

你电影里的人物通常通常有种游离的感觉，在精神或肉体上，与某种东西脱节。

张律：这个不是自觉的。我去找一个我感兴趣的空间拍的话，往往(主角)就是从外地来的。我挺喜欢看他们变了，就是在陌生的空间里，人的状态会不一样。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是为了放松，但去了之后又一直紧张。[白塔之光 ]就不一样了，男主就是北京人。他有点落伍，不是与时俱进。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让我多看几眼呢？因为在这种人的身上，过去的时间还在，现在的时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个时间的东西挤压在了他的身上。

为什么喜欢在你的电影里加入舞蹈和唱歌的戏？

张律：我们一般的交流、表达和情感的抒发都是通过说话，或者是某种简单的肢体动作。这些方式满足不了的时候，人会跳起来，会唱歌会跳舞。语言出现之前，我们是依靠肢体沟通，现在这个变得越来越弱，舞蹈变成一种专业，生活里越来越少(出现)。生活里，你突然唱歌跳舞，会被认为是神经病。

你如何指导演员进入状态？

张律：我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空间和时间线，拍好了，完全是他们的事;拍坏了，就是导演的原因。在那个特定的空间里，你需要把你的情感、节奏(带进去)，把空间弄得非常合理。我很少跟演员讲我电影里的情感，我讲不明白。(我做的)就是调度，让他坐那，或者这搬一下，这么走，或者是这么走，走几步，走几步后坐下，或者走几步后身体有什么变化。我最近倒没有这么精确，过去更精确，比如说几秒钟几秒钟，但这也只是我给他的指令，他去做，做的时候身体不对的话，再给他两秒钟，就这种调吧，演员比导演更自律。

“转过山脚/独自走向田边/去寻找一口荒僻的水井/再悄悄向井里张望/井里月色明亮/云在流淌/天空铺展开来/吹着蔚蓝的风/井里有秋天”——尹东柱《自画像》。张律曾在电影[咏鹅]中提到诗人尹东柱和中国古诗《咏鹅》，类似的文学、历史甚至是政治元素，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中。他不会强调这些东西的特殊性，但总会让它们成为人物的一种气质体现。

身为导演的反观

现在回想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要拍第一部电影？

张律：确实有那么一个契机，单拎出来说的话，跟杜撰差不多。当时就觉得谁会给我拍电影，然后有个朋友说我出钱给你拍看看，但其实那只是一个表面的契机。在那个契机里边，我误打误撞地知道了，原来我小时候觉得的一些病态的敏感，视觉和听觉病态的敏感，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表达我的情感的方式。

那你现在还在持续不断的拍电影，是当初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多一点，还是计划性的东西多？

张律：混在一起的。对创作者来说，你的灵感还在不在。你的灵感如果不在了，迟钝了，那就是凭惯性去做事。这个我觉得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有一天我可能灵感来了，但我还呆了呱叽地在那继续按经验做，真的很难说。有的好比说八九十岁的导演，他的灵感还在，而三四十岁的导演就腐朽得不行了，这个东西很难说。

这种灵感是一种什么状态？你仍然用这种方式观察、记录、总结？

张律：实际上什么人拍什么样的电影，真的大差不差，他是那样的人(就会)拍那样的电影。

你拍摄了那么多电影后，有没有反过来对你造成一些影响，比如修正自己的创作观念？

张律：我特别希望这样，但很难。你说我拍了很多电影，里边也有很好的，你会反思，起码拍电影你要拍得对。你原来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不怎么样的导演，这个不怎么样要错下去也是万丈深渊，起码通过反思你不会变成那样。我觉得(拍这么多电影)有一个反思的作用。

你电影里的人物有没有投射你的影子？

张律：这个说实话，我摘得很清楚。我这个人的因素掺进去多的话，那就惨不忍睹了。最多就是放入我理解的人和人的关系和距离。

你怎么看待自己电影的风格？

张律：我不知道我的电影风格，就是说一点我生活的感受，一点一点地带出来。因为我的拍摄方式，到那个现场的某一场戏的某一个镜头之前，谁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这个主创以为我知道，不告诉他，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其实我也不知道。每场戏我在那个空间里面，我自己待10分钟，最多10分钟，要不就影响工作。真的就是只有在那个空间里面，我的情感跟那个空间对话，然后我让摄影、录音、灯光、美术(进来)，进来以后做好机位、运镜、打光的准备，接着演员进来，走一走就拍，然后转下一个场，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我一定是在那10分钟，跟这个空间是完全在一起。我又有制片的强迫症，我一定用最大的效率把我的情感和这个空间融在一起。所以我就说，有一天我失误就完蛋了，这种拍法。

你的这种创作风格，是不是受了其他一些艺术形式的影响？

张律：因为我没有受过电影教育，所以从体系上讲(是没有的)。我开始教书后，看电影可能不超过100部。但是你只要看过，你觉得好的(电影)一定对你有一定影响。这个影响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看过三遍[教父]，很喜欢，那你说我受它什么影响吗？其实有可能。我给学生讲[教父]的时候，你说它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它就是个好电影，是对我们的情感有很深影响的电影。我的生活里，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偶尔有时候想看个电影让我的情感舒服起来，那我可能挑一个小津安二郎的片子。他的片子都差不多，就是家长里短，范围很小，例如怎么把女儿嫁出去。我看得就很舒服。

文学你比较喜欢阅读哪些的？

张律：现在是没有目的，随便看。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基本已经没有看头了，还是有什么就看什么，或者是朋友写的。可能因为岁数大了，大家最熟的书《红楼梦》也老会翻。我对文学不感兴趣，不太看，之前有一段看得多的就是博尔赫斯，所以我的[胶片时代的爱情]里还出现博尔赫斯的书，就是我过去我自己看过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

(原载《看电影》杂志2023年3月刊)

1 何谓“朦胧诗谜”？

同前作《柳川》相比，《白塔之光》新添了几处幻想性的超现实桥段：谷文通在父亲家里质询谷运来，谷文通与欧阳文慧一同探访孤儿院遗迹，以及，谷文通与南吉在餐厅共舞——以上三者均未实际发生。同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桥段的设置方式可谓显得十分“机械”：无论就其被插入进现实情境的“生硬”程度而言，还是就其被揭示为虚幻情境的“猝然”状况来说。换言之，面临这些现实无法完全容纳的“剩余”空间，人物与观者既在不知不觉间被迫进入，又在不知不觉间被迫出离。

然而，问题在于，如此“剩余”究竟意谓何者，又究竟源自何处呢？对此，本片对于罗兰·巴特《恋人絮语》的提及，似乎悄然给出一则解释学层面的方法论暗示。就像《恋人絮语》施以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样一道符号学的建构性目光，细观《白塔之光》大概亦须采取类似视角：以此来看，《白塔之光》恰似一篇符号文本，或者更准确地说，唯有从符号读解的进路出发，《白塔之光》方才可能重现其意义“原貌”。

毫无疑问，诗歌充当着《白塔之光》最为显著和直白的符号形式。值得说明的是，整部电影主要包含三首诗歌，它们相继出现在谷文通前往姐姐姐夫家陪女儿读诗以及四人餐桌交谈的情境：首先是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诗文完整诵读，但未提及诗人），然后是北岛的《一束》（诗文部分诵读，同未提及诗人），最后是顾城的《一代人》（诗文字词读错，诗人得到提及）。不难发现，此三首诗均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所谓“朦胧诗”谱系（注：按照形式风格，《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诚然不是严格意义的朦胧诗，然而这里需要意识到的是食指作为“朦胧诗鼻祖”的影响地位），并且正好按照创作时间之前后顺次呈现：1968年、1973年与1979年。进而，可以认为，三首“朦胧诗歌”实则共同组成一个主题性的“朦胧诗谜”，堪称《白塔之光》最为核心的符号载体之一。

朦胧诗谜：食指-北岛-顾城

2 谜面：顾城《一代人》（1979）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作为电影唯一谈及的诗人名（而且出现了不止一次：谷文通既在姐姐家里被谎称是创作了《一代人》的顾城，又在北大医院里被讲到和顾城出身于同一个地方），“顾城”很自然地同谷文通其人相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显现的诗人“顾城”实则只是牵引隐藏线索的一个开端，亦即一个谜面而已。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谷文通和顾城显然无法实现全然的结构对位：尤其就家庭关系来看，前者的离异与后者的弑妻、前者的爱女与后者的漠子、前者的失父与后者的有父——以上可谓均是对立项。因此，无怪乎谷文慧戏谑地、玩笑般地把弟弟叫作“顾城”——谷文通其人与顾城其人仅仅只是“遭到误认”的不真实对体。把握二者之间的联结之处还须首先着眼于《一代人》这首诗本身。

通过短短两行诗句，《一代人》刻画出了“黑夜”与“光明”的张力格局，以及“光明”之于“黑夜”的斗争趋势。然而，引人遐思的是，当电影里姐姐谷文慧背诵这首短诗时，她恰恰记错了诗末的“光明”一词（将“光明”错记为“光芒”）。于是，此处似乎形成一个相当隐秘的暗示：此时的“光芒”不同于彼时1979年的“光明”，前者之于后者已然变了样——恰似谷文通自己曾经年少时想做“顾城”，可是现在中年时却已不再如此了。

从往日的“光明”到如今的“光芒”，如此改变恰好可以归结于后者作为“白塔之光”的隐喻。按照本片的讲法，所谓“白塔之光”，特征正是在于光芒之下丝毫“没有影子”。“白塔之光”如此强烈、如此彻底，以至于甚至连夜晚的影子也会随之遭到“吞没”，就像谷文通和欧阳文慧酒后散步路过白塔时，夜空之下的各自影子亦然双双消失。因而，这道“白塔之光”毋宁说是一次过度的“净化”、一场极致的“清洗”，不仅召唤持续光亮，而且消弭一切阴影。“没有影子”、失去“影子”——这些无非就是白塔之光的独特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里，作为“分身”的影子几乎就是“记忆”的隐喻，正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末尾，“我”与“影子”最终在两个世界的分界之处彼此分离：“我”从此失去了记忆。

村上春树：记忆的“影子”隐喻

3 谜目：北岛《一束》（1973）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海湾，是帆 是缆绳忠实的两端 你是喷泉，是风 是童年清脆的呼喊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画框，是窗口 是开满野花的田园 你是呼吸，是床头 是陪伴星星的夜晚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日历，是罗盘 是暗中滑行的光线 你是履历，是书签 是写在最后的序言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纱幕，是雾 是映入梦中的灯盏 你是口笛，是无言之歌 是石雕低垂的眼帘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鸿沟，是池沼 是正在下陷的深渊 你是栅栏，是墙垣 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

所谓“谜目”，其作用就是限定谜题的推测方向，譬如以“猜一个动物”或“猜一个植物”等语句来给出提示。那么，就《白塔之光》这道朦胧诗谜来说，“没有影子”究竟意谓何者？或者更直白地说，所谓“影子-记忆”究竟是要“猜一个什么”呢？对此，在某种意义上，北岛的《一束》为观者准备了一个省略性的指引。之所以称其为“省略性的”，是因为在电影里，《一束》并没有得到女儿笑笑的完整朗读（她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就被叫去餐桌吃饭了），真正呈现给观者的大概只有诗歌的前两节，故而诗歌的后几节内容实际被省略了。然而，谜题的要义恰恰在于其中的被省略部分。

阅读诗歌《一束》，不难发现其主题始终关于“在我和世界之间”。不过，更重要的是，随着词句的逐渐推移，那个“在我和世界之间”的“你”在最后一节倏地猛然发生质的变形和倒转，从一系列正面意象（“海湾”、“”喷泉、“画框”、“野花的田园”、“暗中的光线”、“梦中的灯盏”）突然异化为一系列负面意象（“鸿沟”、“池沼”、“下降的深渊”、“栅栏”、“墙垣”、“盾牌的图案”）。换言之，如果电影里“《一束》的被省略”正好象征着白塔下“影子的被省略”，那么以上这些负面意象就无外乎共同表征着如此“影子-记忆”的消极意味和黯淡位置。于是，所谓“朦胧诗谜”即是要“猜一段消极记忆”亦即“猜一段黯淡时期”。就此来说，《一束》本身的创作年代即已给出一个历史层面的提示。

因而，谜目的如此设定同时也就设定了观者之于这部电影的“应然的”观看视角或曰“正确的”解谜视角。就像张献民所饰演的韩语老师“张新民”和谷文通在病房外的对白桥段，其“莫名其妙”和“无中生有”程度恰恰表明自身实则并不属于任一部分“叙事情节”，而是作为一个插入性的“脚注”发挥着解释学而非叙事学的功能。所以，张新民说韩语的“爱”同维语的“傻瓜”发音相同（“sarang”），其言下之意就可以认为是，《白塔之光》实则不能从“爱情电影”的角度进行观看和评判（谁若是把它完全当成一部爱情片或者情感片，谁就会像个天真烂漫的“傻瓜”）。

无论如何，《白塔之光》的“爱”总是作为“非爱”而存在，观者既无从确定是否真的存在彼此倾心，亦无法知晓是否真的实现相互和解。抑或更像电影里所出现的“李沧东《燃烧》”那样（其作用既是对于电影意义维度的暗示又是对于李沧东本人的致意，若就后一方面来说，大概因为李沧东作为最早支持张律从事电影创作的电影人之一，两人可谓算是知音之交），爱情仅仅作为这类电影的一处露骨的引线，其深层内里却是往往无法直接浮现的刺眼现实——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燃烧》指向阶级，《白塔之光》指向历史。

李沧东《燃烧》的出现

4 谜底：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作为整部电影唯一完整诵读并且诵读无误的诗歌，尽管作者“食指”之名（亦即朦胧派的“父之名”）同样遭到隐藏，但是这首写于1968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无疑就是这道“朦胧诗谜”的主要谜底。众所周知，诗里的离别场景正是由于一场历史运动的持续发酵，大批城市青年被迫前往各个偏远地方。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谷运来所欣喜的电影演员上官云珠亦正好于1968年自尽。时间的这般叠置令时间本身得到格外强调。

上官云珠（1920-1968）

于是，依照朦胧诗谜之谜底的历史底稿，谷运来的流亡身份大概可以得到现实性的确认。同时，如就电影本身的表现内容来看，其流亡者的历史身份亦可得到多方面的佐证。首先，作为一个精于算盘的“会计”和一个热衷上官云珠和流行舞蹈的“市民”，谷文通几乎很难成为运动年代的主流人士，毋宁说更接近于一个“天然的”局外人乃至异见者。其次，在那一同为超现实场景的父子审问段落里，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问句就是“在你的灵魂深处，难道就没有一丁点想法吗”，这里的“灵魂深处”其实很难不让人想到运动期间（“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标志性盘问语。最后，喜爱放风筝的谷运来亦即田壮壮几乎完全暗示着田壮壮的代表作品《蓝风筝》，后者的主题内容已经无需此处再言。

田壮壮《蓝风筝》

5 流亡与不断流亡

值得注意的是，《白塔之光》并不只有谷运来这一位流亡者，还有一位则是谷文通的老同学：他三十多年未曾回到北京，始终驻居在法国巴黎，直到电影将进末尾时于异乡自尽。一个可能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出现的是巴黎这座城市？尽管张律在柏林电影节的映后问答里讲到“这（巴黎）只是一个说法，哪座海外城市都无所谓”（参见对创伤记忆的处理/语言的使用+发布会答记者问），然而一个同样遭到省略的“无意识”真相可能在于，巴黎并非一个随意设定的结果，而是同样与集体记忆和历史底稿息息相关，其内容可能指向一位流亡者的典型代表：高行健。因此，从北戴河到巴黎，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流亡与流亡者似乎永无止息，似乎流亡的真相就是在于不断流亡。

高行健（1940-）

最后，至少还有两个引人深思的方面。其一是对于谷文通作为“有闲阶层”的人物设定：这似乎也暗示着，唯有在“有钱有闲”亦即“不因现实生计而持续奔波”的前提下，如此对于“影子”的重寻、对于“历史”的追忆方才存在可能。换言之，重返历史的谷文通似乎只能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和“有产阶级”，否则如此重返在当前情境里总是无法发生乃至不可想象：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总是自发忽略深层历史的幽暗底稿。其二是《白塔之光》有意设置了如此之多“语焉不详”的模糊之处，甚至不惜牺牲电影叙事的连贯性与融洽性（以至于电影难免令人产生“尴尬”观感）。如此做法不免令人联系至列奥·施特劳斯的所谓“隐微写作”。不过需要区分的是，大概存在着主动与被动两种情境的隐微：主动隐微或可说对应于施特劳斯右派，强调真理内容并非可被每个人所接受；被动隐微或可说对应于施特劳斯左派，强调真理内容并非可被统治者所允许。就张律的流亡主题的隐微写作来说，很显然属于被动隐微从而可以掩藏、假装“无害”的情形。

无论如何，就像电影里谷文通阅读的卡尔维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白塔之光》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强烈多义性的符号文本，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次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文本实验。其意义在于，谷运来能够结束符号层面的被迫流亡，最终通过承载记忆使命的影像文本重现于白塔之下。就在那时，雪落下。一切好像乔伊斯《死者》的结尾：

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影片回到了张律以前应有的水平。平缓的镜头运动建立了它的时间感，白塔和胡同街道建立了它的空间感，灰白调色让色彩不再饱和，带有一点不真实的、怀旧的情绪，像是一个梦。张律多次让不同时间、人物的镜头在同一空间内完成转场，放弃使用蒙太奇，增加了影像的层次和流畅感，让我的观感在意识和现实里徘徊。现实是当下的，意识是过去的。

因此，技巧将故事抽离于浓稠的、具体的北京，给了我放弃“现实”的漂浮之感。由此我又获得了另一种“真实”：它抒发了强烈的忧愁，类似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书里写的“呼愁”。

北京的文化遗迹随处可见，无论备受忽视，或者被维护得多么糟糕——房屋被新的白瓷砖和水泥包裹，像医院；胡同被镜头虚焦的钢铁森林包围；深藏着的庙宇，灰色的砖瓦，毫无生机的树木，孤零零的鸟窝，春日的大雪，叫声凄厉的乌鸦——都使住在其中的人怅然若失，“历史成为没有意义的词汇”，人们从颓垣断壁外透过干枯的树枝看破窗残宇时，心头便掠过一股寒意。成为巴黎，只是北京做的一个梦。

这种惆怅是双重的，它是步入中年的男主角进入他人生离别期，也是北京这座城市从烈火烹油的奥运繁华中走入黄沙漫天般萧瑟，细节中包含极其隐晦的历史阴影。历史就像没有影子的白塔，它的影子必须要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显现。

影片是靠隐晦的意象，拼凑这座城市的历史镜像，传递一种裹挟时代和家国命运的存在主义危机。身为诗人却被迫转型美食作家的男主角，背负着三十多年物质社会对文人的逼迫，精神追求这般让渡给生存价值；他和他的同学们，发迹于一个诗人集体死去的时代，惨烈之后，万马齐喑，他们都停下写诗的兴趣；一位远在巴黎的同学暗示一种流亡的结局；黄尧饰演的女主角是北戴河的孤儿，在“岭南”长大。

最奇妙的要数田壮壮饰演的谷运来，他被逐出北京的家门，在北戴河沙滩上放了多年风筝。知道《蓝风筝》的朋友看到这里一定心有戚戚然，并且明白风筝是命运的牵线，一头拽在他的手里，一头则暗示了一个更早的过去。他饰演的就是他自己。

上官云珠和《乌鸦与麻雀》也是重要的影史意象，与《蓝风筝》一起形成了更复杂的互文，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早期华语电影背后，女演员在特殊年代所遭遇的不幸，与谷运来的际遇极为相似。

所以，影片抽离于现实，才有了另一种意味，片中的角色都是考里斯马基式的没有过去的人。它勇敢呈现了“知识分子”被驯服后的状态。它是后人在“知识分子”墓碑前的一场清明凭吊。这不难理解吧，故事是从一次扫墓讲起的。“北京欢迎你”就是催泪的哀歌。

如果是一位年轻的影迷，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大抵看不明白电影的里子，而单纯把它理解为一部“父与子”的爹味电影。但这不怪观众。对于一个电影来说，采用隐晦叙事无疑是失败的原因，是导演过度考虑审查所导致的迫不得已的失败，并因此无法获得观众的充分理解。

从另一个层面，“对过去的留恋不舍”也意味着另一种失败。影片关于性别的设计，呈现了一种过去的观念和状态，在张律那里，这些年关于性别的议论仿佛没发生过。男主角投射出些许自恋，几个女性角色协助完成了男主的性格刻画，但她们的主体性欠缺了些。

故事放在当下，在性平的语境里，田壮壮的角色甚至还暗示了男性被污名化的可能性。父亲总是被歌颂，母亲总是要承担细微选择里的因果。我们会纳罕张律为什么还要这么编剧。

无论如何，这部电影都是重要的，它是黑夜里的一声叹息。当什么表达都没有的时候，哪怕一次叹息也是值得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