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的《万湖会议》，曾先后经历过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84年的德版因为年代久远一直默默无闻，真正让其为公众熟知的版本来自01年的英美翻拍。

时隔20年后，德国人再次将这场臭名昭著的会议搬上电视荧幕（新版为电视电影），凭借对事件事无巨细的还原，影片再次于看似波澜不惊的叙事中，向世人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滔天罪行。

故事起源于柏林西南部的一处郊区别墅，这栋别墅原本隶属一家制药厂，后几经易手，于二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的休养所。

前来参加万湖会议的德国官员，除了有当时负责主持会议的党卫队上将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外，还包括在东线执行犹太人清除计划的纳粹高级将领若干，以及在国内司法部担任要职的文职官员。

了解这场会议核心议题的人心知肚明，它的召开牵扯到1100万犹太人的性命，此后，纳粹德国将对他们进行批量化集体大屠杀。

不过出于行政和国际影响层面的考虑，当权者并不打算对计划做过分露骨的表述，而采用所谓的“官方用语”加以漂白。

于是，当这场涉及种族清洗的邪恶计划经文书一番修饰过后，就成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要讨论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不容易，因为首先从技术层面而言，要完成如此浩大的灭绝计划，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考虑到万户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在1942年1月，此时美军已经就珍珠港事件对轴心国宣战，德国东线也面临苏联方面的军事压力（列宁格勒保卫战后，苏方由守转攻），战略物资调配牵扯的运时运力问题，让德军再无更多精力顾及对犹太人的清算。

更不消说，这批等待“处理”的犹太人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德国内部。

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视角，去详细审视纳粹德国在种族清洗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关乎人道及伦理层面，还涉及非常复杂的血缘及历史问题。

因为移民的关系，定居德国的犹太人已经与日耳曼民族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就包括联姻。

混血的出现，让当时的德国境内已涌现不少拥有1/2或1/4血统犹太人，按照法律规定，这批人并不在政府的清洗名单中。

一来是因为他们和纯种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沾亲带故，二来则因为当中有一部分人正在纳粹军队服役。另外别忘了曾在一战为国出征的老兵，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拥有犹太血统。

如何处理这部分人，成为清洗计划里异常棘手的一部分，一旦管理不当，搞不好会造成内部局势紊乱，形成不必要的恐慌和反抗。

所以在高层的提议下，德裔犹太人并未被批量送往环境恶劣的东方集中营，而采用新办法，要求对本国犹太老兵进行国内集中隔离的同时，对正在服役的犹太裔军人，采取强制绝育的办法，形成有效的种族净化。

如此一来，既解决了战时的运力问题，又能长远杜绝联姻带来的基因池污染。

讽刺的是，贡献这条提案的官员不是身处灭绝前线的一线军官，反倒来自看似文弱的文职人员，而他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身为执法者的尊严（反对者认为对犹太血统的彻底根除，将影响否定这项提议的法典合法性）……

在这套尊严面前，犹太人的性命是可以被交换，甚至可以讨价还价的。不光执法人员拿犹太人的性命维护自己那可笑的职业尊严，一线军官也在为到底该先处理积压在东线的犹太人，还是从西线运输过去的犹太人下手争得面红耳赤。

这类争执的重点永远不在于犹太人的性命，而在于如何更高效地提高灭绝后者的效率。虽然大家在对待灭绝程序存在分歧，但争论的方式，总是以漫不经心的语调展开，看得旁观者不寒而栗。

当个体尊严和价值无限让度于独裁统治，迎接个体的，只会是越发得寸进尺的压迫和剥削。让人绝望的是，面对威权的压迫，大部分受害人除了被迫接受即将到来的命运，别无他法。

于是，执掌他人命运之轮的一方得以随心颠倒黑白，将恶行合法化，并罔顾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的人伦与道德，成为极恶之道的代言人，肆意玩弄着是非曲直。

有关这种恶的表现形式，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平庸之恶的表述中，曾有过非常深刻的见解。

对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平庸之恶的出现当然百害而无一利。但对归附于不道德体制的个体而言，ta总能凭借体制赋予自身的他者化冷漠，形成某种程度的自圆其说，而解除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反思。

万湖会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在这场针对犹太民族的集体审判中，握有生杀大权且自诩正义的一方，罔顾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理，擅自对另一方发动圣战式的毁灭清洗，整个会议期间，人们谈论起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仿佛那只是某种无关痛痒的任务，而并未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算入其中。

当漠视少数人生命的思维被一个民族普遍接受并被认同，迎接被制裁一方的，将是彻底的人道灾难——各大集中营的毒气室，最终成为这场灾难的历史见证。

时至今日，《万湖会议》再度翻拍的意义，不光是为了提醒着我们那些发生在历史中惨绝人寰的事件，都是如何被策划并被顺利执行的。它同时让我们目睹了人性可以在缺乏道德约束的环境下糜烂到何种地步，并警示着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但电影能发挥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随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欧洲右翼势力与民粹的抬头，历史似乎正在以某种讽刺的方式“重演”。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当潘多拉之盒重新被打开，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而那些未知，将交由时间给出答案。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

1942年的春天却是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末日，纳粹的种族清洗不因万湖会议而起，却由此拉开序幕。

假如从未深入了解过二战的观众，印象中的纳粹一定是残暴嗜血又泯灭人性的怪物，更不用说是纳粹头目的集会，脑海里一定浮现出野蛮人喝血吃肉的画面。但影片中的万湖会议却呈现出一种离奇的庄严和正式感：穿着正式的军官，教授；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使工作分配出现问题，也能以大局为重；极其专业的数据会议准备，任何问题都能做计划有理性；程序正义，人道主义的“光芒”在会谈频频穿插其中。如果忽略了会议的主题是1100万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这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政治精英谈话。

会议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抱怨自己属地囤积的犹太人太多、运输压力大，战争与清洗计划资源的平衡，官僚之间互相的讽刺和挤兑不断。“我们的子孙不会具备如此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清醒，今天的负重前行，是为了后代的收益和幸福。”正是这样坚定而又不可置疑的大政方针下，一切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但一句帮我在希特勒面前美言几句，似乎又告诉我们这群最核心的纳粹分子对于嘴里喊的口号似乎并不关心，唯有在集团里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追求，他们对于计划的妥协并非绝对的精神意志，而是保全自己不得不做的让步。

这确实是颠覆普通人观点的，往往纳粹都是被洗脑又嗜血残暴的怪物，此刻好像下降到了某种“同意权利”下的利益集团。这似乎也是现实中最常见的情况，人们往往因为树立了共同的“敌人”，就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良心受到安置。一个希特勒的背后有一众万湖会议，万湖会议的背后又有千千万万个高级将领，最后还有普通的士兵和平民百姓，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一场万湖会议，每个德国人内心的所谓“德意志精神”都是不同的，从平静到狂热，从厌恶到信仰，没有清晰的坐标轴能够刻画这股“邪恶力量”对于人们的影响，甚至左派中也会被这股“力量”渗透，人类从不害怕一种主义，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害怕的是藏在背后的贪婪、自大、残暴。当某样事物变得理所因当得正确且不容分说，异己者都是错误且必须消灭，这才是人类真正该去小心和提防的东西。

斯图卡特对于混血犹太人的法律辩论，几乎是整个会议最大的高潮。当他不断强调法律规则对德国人民的重要性，并佐以混血犹太人在各种情况下被无差别清洗导致的后续社会问题，其精彩程度甚至让人跳戏到了“十二怒汉”或是人权法案的起草现场，舌战群儒，用才华和智商碾压了一众外强中干的纳粹军官，最终抛出了全体绝育的缓兵之计，几乎激怒了海德里希中止了会议的进程。“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的下一句是如果你改掉我的毕生心血的犹太法会让我挂不住脸。无不体现斯图卡特有智力，却没有智慧，有才华却没有为人基本的道德，直到这一幕，这满屋纳粹内心的真实想法才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当恶魔掌握和知道什么是高尚和正义，那将成为他们为自己辩解最完美的工具，纯粹的恶威力远不及乔装打扮的正义，这是信仰的崩塌，试想当人们不在相信善良、秩序和自由，那只剩下无尽的猜忌和争斗，赢弱的群体就必然会被消灭，为了保证人类文明的正常延续，也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消灭的对象，求善之心是刻在人类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总是在斗争中意识到合作，又在合作中爆发斗争，但好在跌跌撞撞中人类一路走到了现在，如果犹太人该被清洗，那以同样的标准，没有哪个民族有资格继续留存在地球之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此生都没有机会坐到万湖会议的席上，但也许会成为1100万悲惨犹太人其中的一分子，也许会不得不成为按下毒气室按钮的普通士兵，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必参与到这些残酷斗争之中，作为旁观者只希望能先告诉自己，我是人，我们都是人，承认自己也害怕落入刽子手手下，可能尝试去谅解那些同样受尽折磨的“坏蛋”，审判永远是自省失败的后果，也是人性最后的保险，不让自己成为审判的主语，更避免自己成为宾语，毕竟人作恶的理由故有千百种，最好的选择还是不做。

德国二战电影《万湖会议》根据真实历史改编，是根据一次会议纪要编写的剧本，反映的是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将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大规模清除掉。万湖会议是制定一个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计划，导致1945年二战结束时，有超过600万人因这场会议的决议丧生。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过质疑，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是每个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以往历史的错和对负责。看这部电影要有耐心，因为所有场景就只有一间会议室，所有情节都是靠靠台词对话推进，很容易枯燥乏味，但是看进去了或者了解官场会议机制就会不寒而栗，通过所谓合乎程序的系统机制管理运作讨论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推行反人类的灭绝政策，这就是官僚行政系统的例行会议和其背后的体制可怕之处。很多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也是不是就是这样冠冕堂皇出台的，而出台的政策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草民就不是会议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说考虑的，虽然他们嘴上都是说为大局为大家。

除了短评外，再记几个细节。

1.让犹太人在登车之前签字交出个人财产，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还怀有一种秩序感”。

2.同作为一个法律人，最让我印象深的是Stuckart。他的思维模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海因里希反感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而Stuckart就是海因里希眼里的这部分人。“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Stuckart强调纳粹法律的重要性，强调要给人民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些都是法之所以成为法的基本因素，但是，纳粹法律是法律吗？恶法是不是法？这个法理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恶法的典型例子就是纳粹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法……似乎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根本的正义仍然需要实体法来维护。（似乎如此，很粗浅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思考）。

不知道自己记得清不清楚，只记得纳粹有一位法学家，在专业上有很深造诣，但因为为纳粹政府做事，所以在法学界并不承认这个人的名声和地位。好像是Stuckart？还是另外一个人？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包括Stuckart反复讨论混血犹太人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思维，他自己说的“有勇有谋”，想的很多很深。但是，作为法律人的他，有术无道！有术无道！

万湖会议是一场二战中后期在纳粹首都柏林一处名为万湖别墅之地举办的一场会议，整部电影从头至尾都在该别墅取景，纳粹高层在这个度假胜地开展了关于“犹太人最终解决问题”之讨论。我理解这应该也算是一部无战场镜头的二战电影——因为讨论的内容正是二战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之一：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如果不代入讨论的议题，或者把这个议题改成关于国家发展规划或者市政建设等，似乎就是一个带一点德国特色的高层官僚密室会议。官僚体系和密室政治的套路和流程恰恰给这场会议最大的反差感，因为他们要讨论关于1200万人的生死问题。犹太人为什么如此被纳粹德国针对，才疏学浅的我无法解释，到底是多么强烈的恨意才需要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要清理完毕呢？片中的高官可以看出来党卫队是更加忠诚于执行元首的任务，纳粹政府部分高层似有犹疑，甚至对在德国以外的占领区和附属国上的犹太人也要被清理，以及在柏林的犹太人（他们中一部分参加过一战或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处理表示吃惊，但最后也同意了方案，用最高效地方式处理掉犹太人。

片中提到了几处地名：维也纳、捷克、布拉格、波兰、苏联、乌克兰、基辅、立陶宛、白俄罗斯、里加、克拉科夫、爱沙尼亚、柏林。纳粹的魔爪横亘在中东欧，犹太人从历史的回望镜来看，会议举办之时距离纳粹倒台只有两年半时间了，是何等的疯狂才让他们如此不折不扣地执行元首的命令，乃至于置百万人生命与不顾，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虽然片中的高官声称“不要考虑国际影响”了，但他们还是计划设立了一个供国际人士参观的隔离区，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即便这个隔离区的犹太人最后也要被清理掉。

查了下资料，参加会议的十五人除了二战中死亡和自杀的，其他战后都受到了审判，并根据其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给予量刑，有几个仍在德国工作，其中最年长者活到了1987年，另外有两位似乎是被摩萨德暗杀的。

这部影片是2022年上映的，今年能在国内院线上线，似乎也暗含了什么，战争不远，殷鉴不远，集体的恶更是不远，只能言止于此了。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