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天堂

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让我得以一睹期待已久的《战争天堂（2016）》。

在导演Andrey Konchalovskiy（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掌控下，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一种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好色法国警官朱尔斯、一个迷茫而无畏的俄国王妃奥尔加，和一个自我纠结的纳粹高级将领赫尔穆特，三人的自我剖白与回忆中的现实相互交缠。

在这个发生于1940年代的二战故事里，它的一帧帧画面，尤其是这对错位鸳鸯在意大利度假的那些往昔回忆，让我想起了生于圣彼得堡、在1920、1930年代的欧美大放异彩的时尚摄影大师George Hoyningen-Huené（乔治·霍伊宁根-许纳）的作品。可见本片的摄影师Alexander Simonov（亚历山大·西蒙诺夫）对那个时代上层生活的拿捏之精准。对了，Hoyningen-Huené恰巧是一名俄国流亡男爵，也曾在法国生活。

但很明显，导演Konchalovskiy似乎有意削弱奥尔加身上的俄国色彩，除了“嫁给了一个不爱的王子”、“职业是《Vogue》杂志编辑”以及“会和纳粹情人谈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外，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信息非常丰富。

在我的知识架构里，唯二有深刻印象的大规模俄国或前苏联流亡式迁徙，一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大批贵族远逃欧洲；二则与前苏联“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时期和著名的河滨公寓（The House on the Embankment）有关，被遣送至世界另一端的社会精英人数巨大（总体而言，他们仍属于幸运的那一小部分人）。基于这个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会出现在这个故事情境里。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最不缺的就是俄国流亡公主／王妃”。她们没有了城堡和庄园，在维持奢靡生活的路上也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为了生存，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法语的贵族女子愿意为各种时装屋或杂志负担模特的工作；更有甚者，还当起了设计师。因此，奥尔加选择了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之处——当时的时尚界已然需要名流效应，而落难贵族也需要新的经济来源。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女性，在社会现实面前，必须学会审时度势。拿奥尔加来举例，为了脱罪，向盖世太保的同伙性贿赂？可以。想要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与纳粹将领保持关系？也可以。听起来貌似有些堕落而自我，但Konchalovskiy还是爱这些“飘零燕”般的女子的，因为他给奥尔加的献身加上了手足共情与家国大义的前提。

台湾地区给这部电影的译名，是“寻找天堂的三个人”。判定这三个人是否抵达了理想彼岸的权力，Konchalovskiy交给了“第四堵墙”这边的人们。那么，奥尔加找到了吗？

和其余两个主角一样，在自白片段里，奥尔加往往流露出懊悔的表情。这令我想起曾在一个展览上，看到的“大恐怖”期间被滥杀的“罪犯”们在临刑前被照片定格的那一刻，他们大多神色麻木。但幸运的特权阶层还有空间回顾一生，流泪、崩溃，恼怒自己棋差一着；而那些不幸的人，万般不安也只能化为无力反抗的接受，生死不由人。

人造的天堂，不论是纳粹的雅利安狂想，还是亚细亚的理想主义，在真实的死亡面前，都现了原形。而奥尔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天堂”。或许，她有自己的新天堂也未可知。

安德烈冈察洛夫斯基其实是苏联时代的老人。从给老塔写剧本，当副导再到自己独立导演。冈察洛夫斯基电影宏伟叙事的史观是继承苏联血统的。

战争天堂以三个死鬼和上帝面试穿插起整个故事。其实战争天堂在讨论庸人、超人和圣徒面临生死抉择时的区别。

庸人不是坏人，是摆脱不了本我，得不到升华的人。按红楼梦的说法是正邪两负的人。

超人是为信念而死，却不惜剿杀大量异己的人。在这点上。希特勒和斯大林没什么区别。人间天堂如果在他们手里建成也都是白骨累累。

圣徒也为信念而死，和超人不同，他们自己先死。他们自己演绎了信念本身。

奥尔加的圣徒角色，没落白俄贵族经历了两次起伏，白俄贵族沦为巴黎难民，达豪集中营底层到一号首长的保洁员。当首长替他安排好撤离，她却替难友赴死。在苏俄文化传统中有独特地受难等待弥赛亚来临的情节。最后上帝为她打开天堂之门，体现了这种弥赛亚情节。电影串场：在天堂门口接受问询的检查桥段和屠格涅夫的诗“门槛”结构很类似。最后一道光才知道在观众位置上的听众是上帝。

苏联时代的卫国战争电影一定按英雄伟大的路子叙事，冈察洛夫斯基思路能发展成圣徒伟大的叙事角度，说明白俄的文化传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唯一的精神寄托。

1942年，欧洲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整个欧洲大陆只剩英国人还在苦苦支撑，法国已经被德军占领，反抗力量只能将战场转移至地下，尽量营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这时的巴黎，一个法国警察局长，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本处在平行时空的三人因为一起犹太人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前途命运。

奥尔加曾是俄国贵族，也许是因为国内政治势力的转变，让她来到了巴黎生活，但是1942年的法国也已经不再安全，盖世太保利用占领区的法国警察大肆搜捕犹太人。在这期间奥尔加救助了两个犹太人小孩，给他们提供了临时住所，然而她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也因此暴露了，被捕后法国警长决定对她亲自审问。朱尔斯是地道的法国人，乡下出身的他做到警察局长的位置十分不易，所以即便作为占领区的警长要受德国人指挥，大多数时候他还是选择忍气吞声。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比他预计的还要持久，面对妻子指责他是德国人的帮凶，朱尔斯只能用自己没有亲手杀人来辩解，虽然他明知这理由过于苍白。

朱尔斯和家人

朱尔斯了解奥尔加的身份，也知道她包庇犹太人的事实，以他胆小谨慎的作风，本应直接上报给盖世太保，但在奥尔加主动引诱之后，他对这个俄国贵妇又产生了犹豫。奥尔加本寄往于出卖身体可以帮自己逃过一劫，但千算万算没想到反抗组织早已盯上了朱尔斯，偏偏选在同一天暗杀了他，没了警长可能的庇护，奥尔加的下场只能是集中营。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存在，那么集中营一定是最远离它的地方。赫尔穆特上尉是帝国最优秀的党卫军人之一，拥有显赫的贵族家庭和纯正的日耳曼血统，他象征着纳粹眼中完美的未来，受到最高统帅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接见，希姆莱转达了元首对他的期望以及纳粹德国的宏图愿景，并交给他一项任务，解决集中营军官贪污敛财的问题，于是赫尔穆特来到了同一座集中营，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奥尔加。

赫尔穆特

1933年的意大利，二战的硝烟还远未见踪影，赫尔穆特认识了同样来此度假的奥尔加并深深爱上了她，他印象里的奥尔加是举手投足都透露出雍容气息的贵妇，然而意料之外的再度相见却是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赫尔穆特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奥尔加安排在自己身边，但这并不能让她完全脱离苦海，赫尔穆特为此准备了假身份让朋友将她送往瑞士。奥尔加本有机会远走高飞，但最后关头她却选择替难友进入毒气室，而让难友带着自己曾搭救过的两个孩子离开。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奥尔加奋力攀着墙壁，最后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她微笑着在墙上刻下“天堂”这个词，继而随着囚犯们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暗尽头。

战争中最残酷的部分往往发生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没有炮火轰鸣的集中营里充斥着的是寂静的恐怖，无论在何时看来，集中营的历史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噩梦。不管被关押的囚犯之前是什么身份地位，惨无人道的生活都会让他们失去基本的人性，为了争夺仅有的生存资源，人类也会变得如同野狗一般。电影中有一幕令人难以忘记，冰天雪地里一位年老的囚犯突然栽倒在地，正在吃饭的手无力地滑落，盛汤的小碗跌落在地上，她就这样死去了。而周围的人似乎已经对死亡见怪不怪，像食腐的乌鸦一样迅速围拢上来，在死者身上寻找有用的东西。奥尔加在争抢中得到了一双靴子，之前自己的那双被人偷走，她只能光脚在雪地里干活。而来晚的人看没什么可以搜寻的，就端起了死者的饭碗，面无表情地喝着残存的剩汤，所有人的眼中都看不到一丝光亮，他们就好像只剩下一具具躯壳，失去了人的意识在苟活着。

这场景实在是太令人感到难过了，如果不是因为集中营的摧残，他们也曾是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人。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德国军人的虐待、发霉又稀少的食物、渺茫的获救希望以及随时可能轮到自己的死亡，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囚犯们的心理，最终令他们扭曲到只剩下生存这一个念头，而身为人的种种道德伦理早已被抛到脑后。历史上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需要花费数年乃至余生所有时间重新学会如何做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能活下来已是他们的幸运。

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都在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然而自己确信的正义就一定正确吗。朱尔斯或许并不愿为德国人卖命，但身为警长他只能在权限内保护得了家人，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成为民族英雄。反抗组织杀掉警长时也许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正义，可是他们也在无意中断送了另一个人的生路，而死去的只不过是又一个同胞。

赫尔穆特的家族和尼采有过渊源，他本人亦热爱哲学和艺术，但是元首的演讲告诉他真正的德国人不该只满足于此，优秀的日耳曼人理应领导其他民族，他必须变得强大起来。赫尔穆特也曾拯救过犹太人，他并不完全认同犹太人劣等的理论，但又坚信元首代表着正义，当他得知契科夫的未婚妻死在了毒气室里，内心意识形态的矛盾才终于激化。曾几何时，他和朋友在大学里彻夜讨论契科夫的哲学理论，然而此时哲学却不能阻止他们按下毒气的开关。

朋友说，那些死去的囚犯的灵魂没有离开，他们就像团团迷雾围绕在你身边，“而我们自己也变成了鬼魂，是时候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一切了。如果你的契科夫知道世界是这副模样，你猜他会说什么。”“他什么都不会说。”赫尔穆特最终意识到，拥有人的信念比纳粹给予的所有荣耀都更加宝贵，是奥尔加让他重新变回了人。

来到天堂的三人向上帝述说他们的一生，最终只有奥尔加被允许进入天堂。无疑她是牺牲最多的那个，以自己为代价换取三个人的性命，是因为她们更有活下去的理由。在集中营这种地方，没有信念的人是难以坚持的，赫尔穆特给过她希望，但除此之外，奥尔加找不到其他理由。也许她已经对这个世界太过失望了，集中营让她见识到了人类最黑暗的一面，这里是好战者的天堂，却是人性的地狱。所以奥尔加选择去往真正的天堂，而她为捍卫人性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她这样的资格。

没白跑这么远去看它。喜欢电影的拍摄手法，三个不同民族的人用不同语言向上帝陈述自己的故事、既是回忆、又是赎罪。用黑白录影带的方式记录这客观、真实、简单的时刻，使人辨别不清是在现实还是在神明的世界。三个人从不同角度叙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在不断闪回的回忆中、他们的命运相交在战争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鲜明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的立场。有人想通过战争建立所有人的天堂、有人在战争中守护自己的天堂。最后陈述完毕，录影带结束，上帝呼唤女主角“你什么也不用怕，进来吧”—开门的声音、一道白光。人世间只有她拯救的几个身影在钢琴声中沿着道路行走。很震撼的电影，震撼在叙述的平静、回忆的真实、现实的复杂，在所有个体的行为和幻觉交织之间，还是能看到人类共同的、超脱个体感受的“善”。最打动我的角色不是为了救人放弃逃生机会的俄国女贵族，而是梦想建立“天堂”的德国军官，他说如果生在苏联或许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带着光荣伟大的理想最纯粹天真的笃信，却依然在心底里向往着带着心爱的女人“到南美洲、到乌拉圭，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肩并肩坐着”，崇高的理想在集中营里沦为残忍嘈杂的现实，记忆回到那个炎热的意大利假期，那时她长发披肩、闪烁着光芒，你我都不知疲倦、何为所谓为之赴死的伟大理想？只有苏联文学、只有契诃夫。

战争天堂 (2016)

7.8

2016 / 俄罗斯 德国 / 剧情 战争 /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 朱莉娅·维斯托斯卡亚 彼得·库尔特

仍旧是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的深刻发问：一个每天听管弦乐队两小时演奏的德国军官如何做到同时每天把一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为了“德国天堂”，建造完美的天堂需要做出必要的牺牲，凡是自诩为超人的人，从来无惧牺牲他人，需要的时候，丝毫也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往往抱持这一执念的人，恰恰是那些对哲学和艺术有着深刻领悟与非凡把握的人。

对此，斯坦纳倡导“阅读是行为方式”，鼓励理想主义的顽抗，正如片中奥尔加所认为的：“邪恶的生长无需任何人帮忙，但善良则总是需要最后使劲推一把，带出邪恶后面的希望，就出现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