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恶

凶恶的最后一句台词一结束，藤井就在那个越拉越远的镜头里成了思想的囚徒。弥漫在后半段的微妙的气氛转化，凶恶由两个施恶者转移到走火入魔的主人公头上。然而，他真的算凶恶的一部分么？

如果说以藤井妻子为代表的群众对罪案有一种兴奋地追求算是人本身的恶意，以之作为主题可说还算合情合理。给主人公营造的由发型衣着等由外而内的这种变化真的合理么。

对于举着正义旗帜做自己欲望之事而不自知，还以为自己是为了大义云云此种人是最令我不爽的。然而藤井本质并不是这种人，导演最后给他扣了一个如此大的罪名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作为一个记者，追求真相本身就包含着追逐耸人听闻的事件并以此谋利，我觉得这本身无可厚非，一个记者的使命无非是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权衡出最高的平衡，真实当然也要话题性。

但在电影开头，女性死者的父亲的一段话就已经说明了导演的意图了，本身付出了一切的女儿却被舆论说的丑陋不堪，可见最开始已经可以见到记者藤井是被批驳的对象。在调查的尾声多了一个撞死的人也是为了加诸一个恶的砝码给主角，然而这一设置就更让人感觉虚无，他的恶意已经物化为间接杀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更加给人感觉站不住脚。

不过，结合人物形象想一想像他这样的的角色多见么？非常多见。对家庭不闻不问，对犯人追查到底，这不是众多警察的最经典形象么，还是优秀的警察。他们大多有很多的情感的支线，一切都是无可奈何，最终更显得他们的高大和奉献。同样是使命感，如何才算多呢？

虽然这点让我无法认同，不过整体正义感罪恶感使命感演变和博弈还是蛮有趣的点。监狱的几次探视很有感觉，双方的谁占上风以及情绪变化一目了然。中间增加的几段血腥的回忆倒显得篇幅过长而没有必要了。第一次回溯时的时空交错很巧妙，后面的几次就更显得多余了。这一段和开头枪击以及性侵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可以从内部体会到藤井这一人物的心态由平和走向极端，视角的选取让人有共犯的感觉。不过我还是觉得篇幅太长整体结构都不对劲了。

说起来整体还是蛮喜欢的，结局实在有点不爽，不过山田孝之忧郁的眼睛给藤井带来很大的新意啊，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平衡结局设置的面目可憎，总之面瘫也可以如此真可怕。

表现人性之恶向来是电影里常见的主题，与此同时对恶的本源的探究自然而然也成为了故事的走向，最终我们发现每一个恶人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他们或是因为童年阴影造就了性格的扭曲，或是因为欲望的驱使导致行差错步，总之电影让我们相信一切都是事出有因。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就不存在无端端的恶意吗？电影《凶恶》正是带着这种疑问为我们展示了恶的多种可能，无论是赤裸裸的暴力，还是潜藏着的暴戾，恶或许早已根植于我们内心，并且随时准备疯长。

为了契合主题，影片整体的基调是相当压抑的，无论是记者调查真相的过程，还是须藤一伙人的犯罪事实，这两条时间线丝毫不给观众喘息的机会，那种极端的绝望犹如黑云压境，对善意世界的摧毁是攻城拔寨式的。可以说导演选择了这种冰冷的叙事口吻是相当冒险的，本就残酷的现实就这样不带半点儿装饰地和盘托出对观众来说是个考验，不仅仅是承受暴力本身的问题，缺乏一个戏剧化的支点往往会令观众不安。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罪犯背后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甚至有时当犯罪动机足够让人同情时，罪犯也可以一举跃升为正派人物，就像《迫在眉睫》里为了给儿子治病就绑架医院工作人员的丹泽尔•华盛顿一样，虽然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但在观众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男人，甚至还成了为权益而战的斗士。观众能接受这样的人物设定，可对动机不足的从内心汩汩流出的恶却是排斥的，与其说是排斥，倒不如说是惧怕，因为一旦胸中的恶意被释放出来后，它的破坏力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拒绝戏剧化的情节设置外，影片的重点还在于对恶的多样化的呈现，在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上都透露出迥然不同的恶意，足以见得人性的复杂程度。片子里最直观的恶人要属须藤了，影片一开始就交代了他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杀人对须藤来说早已成了机械性的行为，良心的泯灭让他丧失了愧疚感。可是也有一次例外的时候，须藤听信“老师”的谣言错杀手下五十岚后便产生了强烈的自责感，他甚至每逢五十岚的忌日都会去祭拜，这和其平日里给人留下的凶残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可以说须藤对于和自己有情感联系的人是保留着一份善意的，从他对背叛的零容忍就能够发现他也是有死穴的。然而一个真正可怖的恶人是不会暴露出死穴的，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老师”拥有着较须藤来说更深层次的恶。作为组织的大脑，“老师”的职责就是要去制定计划，进而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贪欲，像须藤这些人不过是他的工具，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卖的。“老师”的毫无底线体现在片子里的种种细节上，处理尸体时不忘摘下断肢上的链子，说焚烧尸块拥有烤肉的香气，对于被活埋者的惊恐表情体现出来的兴奋等等，欲望的不断膨胀以及对暴力的痴迷使得“老师”跌入了道德沦丧的深渊。片子有意模糊了须藤和“老师”的背景，除了金钱的驱使外，观众看不到其他能够激起恶意的元素，也许不愿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天生的坏种。

不同于那些表面上的恶人，记者藤井可谓是片子里最为复杂的人物。镜头有一半时间跟随他走访于案发地点和监狱之间，为了揭露真相他来回奔波，甚至忽略了家人的感受，这一切的表象都说明藤井是一个具有职业操守的新闻从业人员，同时他的执拗也被灌上了正义的色彩。可是随着情节的深入，我们发现藤井并不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秋菊”式的人物，他表情上的冷漠以及欲将凶手置之于死地的执念都超出了一个正义之士的行为或是对“轴”的定义。只有藤井妻子说的一句“你很兴奋吧？”道出了这其中的端倪，对于如同死水般的生活，藤井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逃避，他一头扎进案子当中对外界事物充耳不闻，他幻想自己是解决这一系列事件的关键人物，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他人进行审判。可就在妄图主导案件的同时藤井也陷入了被动，他没发现自己的心智已经被案子左右，潜藏着的暴力心理化作了一股强烈的怨恨，迫不及待地要用凶手的死亡来实现自己的快感。片子结尾处“老师”的一句话对藤井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最想杀我的人不是被害人或是须藤”说罢“老师”指了指藤井，玻璃上反射出藤井麻木的脸，随着镜头逐渐拉远，藤井犹如置身于牢笼中。作为一个旁观者，藤井的出离愤怒可以说是受胸中的暴戾之气所支配的，这种隐性的恶很容易在煽动过后暴露出本来的面目，而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画地为牢。

1.电影的后三分之一才是真正的亮点和主题。造成记者藤井内心崩溃和家庭关系彻底破碎的其实是平常人内心的“凶恶”。当你触摸黑暗，黑暗也会触摸你。藤井是个普通人，勤奋工作，照顾家庭，承担义务，但他拒绝将患有阿兹海默综合征的母亲送往医院，看似是亲情和孝道，但实际上这个行为充满残酷。对妻子是残忍的，对自己也是残忍的，对母亲同样是一种残忍。这种残忍被包裹在一层温柔的家庭观念和孝道的外壳下，最终内部腐烂，然后从内而外地崩坏。
2.藤井的妻子温柔、体贴，近乎逆来顺受，但最终她对藤井说，“我早就开始打你妈妈了。”这是另一种凶恶的形状。当忍耐被逼迫到极限，人内心被压抑的恶就会释放，这是本能的自我救赎，但它毕竟是恶的一种，最终仍会伤人。
3.最后这三分之一终于把对于恶的阐释转入内心层面。之前的部分，渲染着各种暴力犯罪的过程，显得过于漫画化。日本的“颜艺”真是一种奇怪的表现方式，太过夸张的表情和动作，破坏了一切可能的冰冷和残忍，变得无比滑稽。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半部分是失败的。
4.山田孝之演得并不好，或者说，导演白石和弥调教得有问题。他一直摆着一副典型的抑郁症表情，混沌、无望、如同行尸走肉。然后基本上毫无起承转合地变得歇斯底里，一个成熟的记者在回溯了几件暴力犯罪之后，突然失控，这并不合常理。当然，导演的意思是，他的家庭关系，母亲的病都已经严重侵蚀了藤井的内心，案件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一点并没有被交代清楚。
5.罪犯须藤在杀人后会燃一根香，最终他在监狱中皈依了上帝。对于前一个举动，那是发自内心的恐惧感所造成的，那不是信仰，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寄托；后一种举动却充满反讽意味。“经过牧师的反复推荐”才选择了上帝，然后面临死刑，他说“要活着赎罪”。生与死哪一个才是惩罚，在此处变得模糊，却很有意思。那首学着写的短歌，充满残忍的恶趣味。
6.“老师”这个角色设置得比较肤浅。他是大脑，须藤是手脚。“老师”负责策划，须藤进行实施。用“老师”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一对互补的车轮”。“老师”利用须藤鲁莽无脑的性格特点完成了很多事情，但控制须藤的方式只是金钱，洗脑的部分没有被交代，其实那才是应该被着重明确的内容。对于须藤来说，“老师”是个催化剂，进一步为他注入了恶的物质。其实，须藤只是残忍，凶狠，恶却是个内心和精神概念，须藤这样的武夫其实至死都不太明白，什么叫恶。
7.整个电影中最为罪大恶极的人其实是放弃那个老人的一家三口。他们老实本分，谨小慎微，但他们发现那个老头欠着重债，身患重病，他们就集体用沉默和纵容完成了一次死刑宣判。他们清醒地进行利益算计，亲情和人伦似乎并不存在。然后，他们还能平静地继续生活下去，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冰冷。这样的人就在我们周围，或许他们还没有做出真正的死刑宣判，但那些锋利、寒冷的恶意我们时常能感受得到。相比于“老师”和须藤，以及那些打家劫舍的小混混，这一家人最深刻也最完备地阐述了恶的核心。
（文/杨时旸）

2013年有这么好片子居然被我忽略了，最近在B站有缘看到，和豆瓣里的许多豆友的观感也许都一样，觉得这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片子，电影中有好多需要深挖的细节，影片里面要传递出来的信息还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也许编导本身也觉得这个真实事件的背后是充满着很多人性层面上有价值的东西，需要通过作品来延展开一起和观众们探讨的。
我觉得电影里应该还有新鲜的和更深一层次的信息需要继续挖掘，而不是许多像命题作文一样的影评，在“凶恶”两个字上讨论电影，谈电影里看到的各种关于恶的理解和见解。
我看到片名的时候，开始以为这是部恐怖片或是凶杀片，电影看头交待须腾的种种恶行，立马又让我觉得这是部日本的黑帮片，其实电影在讲故事方面很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先不告诉你前因后果，刻意回避应该交待的因果逻辑上的细节，单从前几分钟里来看，就告诉你须腾是罪大恶极的人，这样的人死不足惜，如果是他来找你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结果他耷拉着耳朵，楚楚可怜的放弃上诉主动交代其他罪行，让观者既是同情，又产生了“后边有个大Boss的好奇之中”，而往后的路子，大家就会饶有兴致的来看看，“这个小人物是怎样不知死活破奇案的”。而这一个又一个的电影程式化套路，编导们显然都没有用，这个从后面的十几分钟里不断的惊喜中可见颠覆。
电影中有些细节很值得让人回味：凶神恶煞的黑帮分子须腾，杀人放火、强奸分尸对他而言倒像是例行公事，这些在他看来不算个事儿，倒是绝对不能容忍别人的欺骗和背叛，否则就是最爱的小兄弟也不会放过的，须腾让人觉得他是个被欺骗和利用的人，可是他欺骗和利用记者就满满的是心机；衣冠楚楚的木村看到须腾处理受害人的时候很是享受，手舞足蹈的那个兴奋啊，可是说到这么干的原由，无非是他发现了个游离在第三产业之外的服务型市场，他在乎的是这些土地和老人所能带来的无限商机，而不是个十足的变态杀人狂；我们的主角，记者藤井认为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为受害人伸张正义，可以置领导和同事的规劝而不顾，就连家里老年痴呆的母亲和煎熬中妻子也是不闻不问，常年以沉默对之，也许这种冷暴力藤井早就用习惯了，他甚至还直接在法庭上怒吼着让须腾以死来向受害者赎罪呢，这也是为什么他看到被车撞死的福森是多么的愤怒。藤井的妻子最后的台词其实道出了实情，“看到这么恐怖和离奇的案件你是不是很高兴啊？”也许孔武有力，凶神恶煞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管什么模样的人做着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却没有罪恶感才够恐怖。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意味深长，也让这部电影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味道，藤井来探监木村，无非是在法律无法宣判其死刑的时候，来给他补上道德上的一枪，而木村却不以为然，用一句话直接把藤井囚禁在恶的黑洞之中了。

影片不是宣扬暴力，它远远比暴力更贴近地面。也许每个人都有过那一刹那间的凶恶，只是环境，情况都没有逼他扩散这种凶恶。人性的最暗面在这部电影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当它被用一种冰冷的铺陈展示出来的时候，不免令我深深的战栗。当我抛开第三方道德立场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原来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人是免罪的，人性的凶恶就像是一个环，影片中，没有人能够避过，都在以不同的面在环上行走着。其实你自己也是暴力的一部分。

看电影时有三点不解：1.“先生”看上去很弱逼的样子，何德何能叫江湖好汉后藤心服口服听他摆布？2.既然后藤这么想报复先生，都不介意多背两桩杀人案了，那入狱数年内为什么迟迟不向警方或者其他媒体告发？3.后藤与记者多次会面谈凶案细节，狱警都有陪同记录但直到杂志社差不多要刊发了才牵动警方行动，那之前几个月的对话都不引起官方注意、说了跟没说一样吗？

查了一下真实案件，疑点1、2得到解释。3大概要看书才行了……该案通称“茨城上申書殺人事件”，搜这个关键词就行。下页总结全面，有凶犯照片附时间表（后藤本尊长得比较像西田敏行）：
http://subaru39.tripod.com/home/sagi/misizu.html
http://blog.goo.ne.jp/kanayame_47/e/d88da680e4ac0abe190e6c55fe3f933b

先生本名三上静男，流氓本名后藤良次。告发的整个事件在电影中得到重现。两人的交情比电影中给出的感觉要短浅得多，从相识到屡屡帮凶也就短短一年。1999年秋，后藤与先生经人介绍结识，穷黑帮后藤在先生照顾下有了钱，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因而感恩戴德（还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啊……），当年11月就发生了告发的前两起案件，2000年年中是第三起的保险金杀人案。

现实中后藤被捕是因为两个案件：2000年7月30日“水户杀人事件”（茨城县警管辖），伙同小弟小野寺把另一个流氓丢到河里淹死。2000年8月22日“宇都宫公寓死伤事件”（栎木县警管辖），伙同包括小野寺在内的三人注射毒品杀害女子一名、重伤其男友及另一女子、致另一男子轻伤，随后放火离开。轻伤男子自行灭火。同电影呈现的略有不同。

2000年8月30日，栎木县警逮捕后藤四人。等保险金案发后才知道当时后藤正要去问先生拿此前保险金杀人的报酬3000万。报酬就此没有给付。后藤入狱后先生只探过一次监。

违约不给钱是后藤反水原因之一。真正的导火索是先生没有按照入狱前的约定照顾好后藤的小弟藤田幸夫，藤田于2004年10月自杀，次月消息传进狱中，后藤大怒，写信给先生说“跟约好的不一样”。2005年2-3月，后藤在狱中写申诉书踢爆未曾立案的三起杀人案，同时通过一名同新潮社记者有交情的狱友提出联系要求，3月转交信件到记者手中。

电影中被先生挑拨枪杀小弟的事件是虚构的。理由确实差不多，但就解释不了告发延后数年的原因了。

2005年3月16日，后藤在狱中初次会见记者宫本太一（1966年、和歌山县出身）。记者进行一系列调查，10月上旬将调查报告全部提交给茨城县警组织犯罪对策课。

2005年10月17日，后藤的律师将揭发三凶案的申诉书交给茨城县警，同日受理。

2005年10月18日，杂志《新潮45》11月号刊出报道《无人知晓的三起杀人——主谋逍遥法外！“凶恶杀人犯”的惊愕告发》。

2007年，后藤又揭发了两件先生犯下的案子，但最终立案的还是只有保险金杀人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