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

一．

数年前看《无问西东》的时候，“听雨”的情节打动了我：我竟不知课堂还能这般浪漫，从此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幻想。而《九零后》这部纪录片，则通过当年联大学生口述的真实的历史，补足了我对其无垠的遐想。

《九零后》是一部抢救史，影片里出镜的这几位联大学子，平均年龄已经96岁，很多人的讲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今生的最后一次了。而这群老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泰斗：翻译过《呼啸山庄》的杨苡，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等。

1937年，国家山河破碎。南京的沦陷让北大与清华意识到要早做准备躲避日军的铁蹄，于是这帮师生辗转来到长沙，还没在长沙缓过劲来，战火的逼近让他们继续往西南角迁徙，前往昆明。杨苡说：“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

最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几所高校在昆明定了下来，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开始了最艰苦的求学之路。

为了补贴生活费，很多师生会在外面兼职上课，或者做肥皂，养猪。解决了柴米油盐，还要面对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汪曾祺甚至为此写了篇《跑警报》的文章。汪写道：“‘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到松林里或者沟里头，有的聊天、打桥牌，也有看书学习、交谈学问的。汪曾祺写到一件趣事，跑警报时大家都会带点值钱的东西，于是有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就有人丢金子，我是人，那么我就可以捡到金子。结果他真捡到了两次金戒指。汪曾祺说：“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当然，这都是苦中作乐。战争终归是残酷的，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就哀叹道：“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尽管外部压力如此之大，却并未磨灭这群学子搞学问的热情。对此，汪曾祺说：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即便面对侵华日军三不五时的空袭。”

他们可能不在乎生死，不在乎环境的恶劣，因为他们有自己在乎的东西：那就是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跨越一座城，去听一节课，对知识最大的尊敬莫过于此了。西南联大创下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是惊人的，或许用邓稼先最爱的那个单词来评价联大学子恰如其分：pure。

没有那么多杂念和欲望，战争的苦难已经让他们饱受折磨。于是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坚定自己崇高的理想，摒弃杂念的纯粹，钻进学科中，让他们成为了传奇。

二．

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卡夫卡那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开口闭口就是211、985、划档线等等，感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那点分数，那会儿没完没了地做题，只是为了让自己对题目更熟悉一点，最好是达到肌肉记忆的程度，对，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地答题。如果说自己还有残存的热情与温情，那我应该都留给了被我妈反复没收与撕毁的日记本。

到了大学就好了。他们都这么骗我们，骗我们说大学轻松，一周都没几节课；骗我们说大学自由，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早早就幻灭，或者有人生来就可以接受现实的庸俗，但我，我真的以为到时候可以和喜欢的人去同一个城市读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真到报专业的时候，我家里人全七嘴八舌地来了：学财经，好赚钱；学师范，好就业；就在老家附近的城市读，方便。

可我真的好想像奥德修斯一样去远征、去冒险，好想与狄俄倪索斯痛饮大醉啊！

来到大学，到了大二的时候，还是偷偷摸摸转到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某个文科专业。如果有选择的话，肯定是想去中文系，但我们那是个理工科的学校，没有中文系。就连我转去的这个专业，也是没人去的垃圾专业，当时我大学同学很认真很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头脑……”她碍于情面，没说出“有病”那俩字，我替她说了。

对，他们都积极地做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他们活得好有动力啊！可是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冰冷……

然后我选择自我放逐，在图书馆读着一本又一本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闲书。

读了那么多“闲书”，我想那我考个文学系的研究生吧。认认真真准备了，却碰上学校压分。那再来一年？我妈却不愿意再投资我了。没钱。那在职考吧，但工作真的会消磨光我所有的意志——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在职考研成功的，我每次下班回家就只觉得想死想吐。而且再一次考就能考上么？可能我这种人，我这种性格，注定要做一个废物吧。

我经常和朋友说，我好羡慕那些人生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地走向成功的人，而我，要么试图向前然后一脚踩空，要么就是在泥淖里打滚。

我觉得我没有未来，没有出路。如果可以回到高中，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认真地读书了，没有意义。学好数理化，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双十一的时候算满减优惠的么。

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机构的语文老师，大家目标都很明确，家长希望自家孩子能快速提分，领导希望我们能多骗几个傻子报班。平时磨课，不为真的教育，而是为了怎么提升个人魅力，吸引孩子——说白了，不过就是个会上课的销售。有次磨课的时候讲到西南联大，我卡壳了，组长问我是不是忘了下面要讲什么，我不能告诉她那一刻我好想哭，所以我只能说，对，我忘了。

做着商人的事，讲着文人的梦。这样的课不上也罢。太虚伪了。

崇高的梦被践踏至脚底，到处都金钱至上。没有出路，于是自行熄灭心中压抑的那团火，然后和他们一起丢掉自尊，抛弃幻想，嬉笑，成为资本的奴隶。

然后回头看着他们在战祸频仍的时代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为了理想，为了一腔报国豪情，勤奋学习，自由地交流学术，在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岁月里，守住最后一方学术的净土，以一己之身，成就理想的伟岸。

于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饱含热泪想起那句话：

“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西南联大，一种祝福

2021/5/25

五月二十号排完学院的合唱，我在川大江安校区没走，晚上看了电影《九零后》，是后劲很大的电影，后劲主要来自它的题材西南联大本身。电影本身的基本功是都达到了的，甚至感觉导演兼编剧很用功，学术考察摸底比《无问西东》好一百倍，讲历史的纪录片就该做到这些，所以我还是蛮有好感的。后来听说导演学过人类学，感到这种材料的扎实其源有自，因此替西南联大这个美好题材而高兴。

杨苡先生第一个出场，她拿出一个老式音乐盒之类的东西，放西南联大当年流行的英文老歌，镜头转到金黄的银杏树梢，转到美丽的校园秋天，转到黑白录像里敌人的飞机飞起来，转到飞机扔炸弹，影片开始，背景音乐一直是英文老歌在唱美好的一天。

可能是又多活了几岁，我对杨苡先生的家里的布置和她小小的女性情调感非常喜欢，柜子上是一生重要的人们的照片，有丈夫赵瑞蕻和孩子们，有巴金，有自己女学生时的相片作为老去时的凭证，这些东西都足以追忆逝水年华。然后片子开始讲南渡西迁的小长征，讲西南联大的房舍条件，讲先生们的课堂，讲跑警报，讲从军，讲那几个耀眼的物理学天才少年的友谊和师从。《九零后》这次终于把穆旦的诗用对地方了，之前那个纪录片电视剧《西南联大》讲穆旦创作就稍显尴尬。许渊冲和杨振宁隔空对吼，许说大一国文课是中国古今最好的国文课，又把我看笑了。导演剪裁好，其实许渊冲的原始版本大概是没这么可爱的。凡此种种，繁华足媚，杂芜相当，但那就像人类的记忆，有一个浑成的总观感，但说起话来总是把记忆拆成了琐碎的一块一块，补丁一样缀起来。当然，如果有一个史观，会连缀得有条理些。

可惜《九零后》不能有太放开说话的特立独行的史观，但这个天花板不一定是剧组的错。但是最终，因为历史是充满坑洼的晦暗道路，它只能拣出当下体面的东西讲讲，所以就讲pure，讲风骨，讲留学生纷纷回国报效好了。世上再无民国女神，世上再无闺秀士大夫，世上再无某某某……如此说话是很讨巧的，怀旧谁能反对，布尔乔亚精神生活之美的精髓，就是小小的浪漫怀念，当年的苦日子今天都回甘，若谁不高兴听这些，就未免有些不尽情。

我的西南联大白月光，如今也是布尔乔亚文化的一种资源了吗？呜呼，我忘记电影的叙事，我记得的只希望是片言只语的访旧谈话、回忆文章段落、美丽的联大风景，以及北方那片偶尔露脸的园子。我自己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深一些，但不是更圆一些。当然也没必要讲圆，轮不到我写校史。但是我晚上、此刻写文章，觉得西南联大的美都是真的，是可信的，不是电影里民国清流的那种真实，而是一群刚毅坚卓活泼自由的严肃工作人，他们的信念和事功的真实。不用dramatic，因为已经平淡到成了绝色，如它自己不知道这点更好。

我的工作，也是学术工作。我的老师们教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教了我以学术的方式生活和思考，给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把个人的渺小接通那些开阔的劳动和探索，对世界的一些关乎个人的难题寻觅一个答案。我觉得有意义，有营养，而西南联大的学术人做到了，甚至为了学术和真理真的受难，为了正义和自由真的牺牲。不是说知识分子都很干净，但总有高光的那些点点滴滴，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于人于己有价值，要把它做好的那些时刻。其他的，是命，那就尽人事而知天命吧。

人需要榜样，西南联大给学术工作一种血肉的丰沛，人是趋光的，你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追求，你是真的存在过，我怎能忽略这种存在而平庸地活。虽然生活是大片大片千奇百态的庸常，虽然我们要习惯这些庸常的消耗，可是该有理想。不是很难论证，一个西南联大的精神提炼了出来，所以怎么能忍受学术人没有一点理想？我想起我的老师说，大学里建立的理想总有一天会醒，可是哪怕理想醒了，也比从来没有理想要好。我见过西南联大，我知道现实和它的原则有参差，但我不后悔我见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电影让我又在联大的光彩里沉静了两个钟头，我感到很满足。

去的时候下着大雨，天色阴沉，因为知道是讲西南联大的，我抱着“庄重肃穆，敬仰前辈”的预设去看的，做好了看完心情沉重得像外面的天空一样沉坠的准备。

看完发现并不是这样，一点也不难熬。很轻快，以至于落幕时意犹未尽。

大屏幕上那些人，一个两个都是已上或必定会上历史书的人，已是天际高悬辉耀之星，但他们不去讲那些说来会让人屏息的功绩，大篇幅都只说了求学时的事情。

于是分外可爱了。你明知这些人全都声名鼎盛，已成大江大海，他们却只给你看自己尚是溪泉之时，从山间跃下的巧捷，步伐俏皮可爱，沿途叮咚作响。

他们讲少时的羞涩，说起那会暗恋的人，仍然抿嘴一笑。

讲当年的不忿。说起当年家园被敌侵，学校要解散时，仍然不甘又委屈，看到这里仿佛知道为何这群人能累勋如此：上个世纪初那心底的怒，竟在他们骨子里燃烧了一生。

讲长途跋涉去求学，累，为了上学要走路过三个省，路上怕遇到了土匪，在山间又困又惧。 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万卷书之前已行万里路，所以也有一些骄傲，说起来像在分享从小珍藏至今的奖状。

说那会学校的环境之糟糕，屏幕上，一群赫赫威名的人，隔着天南地北，不约而同抱怨起床缝的臭虫。 明明背景极苦，极惨，日军的轰炸机天天在头上盘放，但没有人说来有惧色，还特别强调“跑警报”之所以用跑字，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逃”和“躲”，嘴里说起来，是横跨了一个世纪的少年意气，不屈傲骨。

他们讲舍身取义的同学，讲苦而自乐的老师，讲学成之后振臂一呼纷纷归国的前赴后继。 说来娓娓，听得亦笑亦泪。

时间在他们身上失去意义，衰老的只是躯体，瞳孔里的神色灵动俏皮，纯粹清澈，年轻得让屏幕前的人惭愧。 其中年纪最大的马识途，《让子弹飞》的原作者，已经106岁。

剪辑得好，诗意而浪漫，片中反复出现一地一省的美景，恍惚是在看风光片，看到后面才知道为何要如此安排：大概就是这样的美，才配得上他们的义无反顾，而他们的以血涂地，反为四季添色。

这部最好还是在电影院看。

尤其是习惯了短视频和快速阅读的人。被当下焦虑，着急，无论什么都直奔主题而去的阅读观看方式所包围之后，看完这样一部电影。仿佛走在泥泞之地里，正举步艰难，突然迎来一股欢快的山泉冲刷，让人一个激灵，刹时清醒。回过神来，身上的泥渍已经半分不剩，鼻间尚有松枝和绿叶的气息。

以后再陷入类似情绪时，我一定会想起他们。

群星映辉，跨过百年的至纯至粹，足以成为定心一锚。

这是一部让我受到了巨大震撼的纪录片，因为排片太少了，强烈推荐有条件的一定尽快亲自去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

《九零后》策划思路是一群90岁以上的西南联大老人讲述所有他们当年的经历和故事。但是这部电影的处理手法非常的高级且有质感，撼动人心。

整个片子的节奏、剪辑、音乐，包括整个展开的逻辑和框架，步步陈铺，丝丝入扣。不了解当年的历史，你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人所做的关于信仰和理想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照片视频和场景描绘都生动地还原了当年很多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细节。

而这个片子最打动人心的，其实是对人本身的刻画——“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而又浪漫，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

在动荡年代的家国情怀，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那个年代全国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因为目睹了太多沉重的苦难，所以也选择肩负最多的责任和担当。哪怕在穿着草鞋极其艰苦步行几十公里的条件下，依然在记录民歌，依然在撰写山川河流实录，做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事情，他们用自己的大脑和行动，一直工作到90多岁乃至现在。

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电影中描绘的西南联大里面那些老师，他们不是课本上一个一个个的名字，也不是雕塑而已，他们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偶尔也会被学生觉得教得不好。但真正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学习，而是你受到的启发和涤荡，这会影响终身。通识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和行为能够遵从你的意志，而无论做哪一行，都务必要钻研，要做到最顶尖和优秀。

当你站在世界关注最中心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时，想起来的竟然是最初被轰炸得破败的西南联大树荫下老师对你的物理启蒙。当你签下足以影响世界的字的时候，手会不会颤抖？我此前真的从来无法想象。

“总是会想起那个年代，哪怕奔波流离，但心里藏着美好，理想的气息不时溢出来，氤氲着旧日世界的余辉。翻看历史，有种自己站在历史新旧蜕嬗之间际，纵览史乘的错觉，仿佛列车行进旅途中的所有人都掉进了历史褶皱里，而我抬起头，注视着这些名字，试图抻开历史的褶皱。”

我看见了他们。

@电影九零后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闻一多曾经要大家写读李贺的笔记。汪曾祺帮自己的低年级同学捉刀了一篇，然后深受夸奖：“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而那句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的句子是这样的：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这样的天才不止是李贺，还有西南联大的那些《九零后》。电影可以酷似小说，也可以是散文，但像这部电影那样的，就是诗，浓烈到岁月都无法减损光芒的诗。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电影开始不久，巫宁坤先生说起日军侵华，回忆学校礼堂里的女生不禁唱起《松花江上》，一边唱，一边泣不成声。在这部电影里，如此肆意纵情的哭泣不多。当时九十八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九十九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一百零一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一百零六岁的《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十六个人里面，他们更多都是带着微笑。

　　无论是眼泪还是微笑，总要从一九三八年说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南开大学直接被日军的炮火炸为废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停止办学。三所大学决定合并南迁，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随着长沙也面临沦陷，于是进一步从长沙南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一九三八年四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简称“西南联大”。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诞生了一百七十二位院士，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二位诺贝尔奖得主……

　　衮衮中华，往往乱世之中反而诸子百家璀璨争辉。而在那个山河涂炭，乱世将倾之际，西南联大同样创造了一个堪比英美的学术中心。天文学上说我们看见星辰，都是已经多年以后。那些微笑和哭泣的老人，便是在那么多年以前，歌之咏之。如今，我们有幸见到。

　　大家从四面八方往云南奔赴，从内地，从国外，从长沙，舟车之苦，离乱之痛，谈笑之。而其中的“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千里迢迢。途中历经各种天堑险途，匪乱兵灾，经六十八天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艰难行走三千五百里。可谓学生版的长征。

　　当时那些少年，那些夫子，奔赴西南联大，大抵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国难当头，学什么可以帮助国家。国难当头，国家又需要我在哪里。

　　就如杨苡老人说的：当然高兴，去了那就没有日本人了。于是，纸上多了一行行的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些年，我们的家，在云之南。

　　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从电影拍摄到公映，导演拿到了十六位前辈的所有授权，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三位大师离开了我们。八十多年前，在那片土地上有更多的人离开了我们，包括牺牲时年仅十九岁的缪弘：

　　「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

　　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缪弘 遗诗《赶快》

　　缪弘前辈的父亲是汉奸，所以入学之初甚至修改了父亲的名字。而在战场上，作为翻译的他，当同行的美军恐惧退缩的时候，依旧用自己的胸膛迎上来敌人的子弹。他冲上去的那个瞬间，真正是血之花而怒放。

　　在电影里，有位老先生这么说：当时想国家需要什么呢？需要炸弹，那么我就去学化工，去学造炸弹。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需要的何止是炸弹，所以他们去学习各种知识，学习各种这片土地上所匮乏的，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在黑色的纸上画着画，那些画就像饱尝血肉的诗，昂扬着划破彼时黑沉沉的天。

　　他们奉献的不止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不止是呐喊，更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毅然奔赴现场。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也说明了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联大三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其中还有在解放以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查良铮。

　　一个人的血不够，那就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的血开满大地，那“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在大地上，在青天上，在云之南。

　　三、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许渊冲先生说那是最好的国文课，那么多厉害的先生集中在那里奉献着自己的才华；杨振宁先生却说那样的文科教育有些混乱，不成系统；巫宁坤先生也说课堂上学不到多少东西，倒是在茶馆里和同学师长的闲聊有很大裨益。

　　但他们也许都上过罗庸先生的课，听着他讲杜甫的诗的时候忽然停顿，走到窗前：那里就是长安，那里就是终南山。

　　“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并不仅仅是奉献了诺贝尔获奖者，奉献了那么多院士和专家，它更是在血液里为往圣继绝学，让这个世上多了那么多“Pure”的人……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那些大师的黑板下面，坐着未来更多的大师。那些人，学到的何止是一首诗，何止是很多首诗。

　　一九五零年二月，朱光亚、王希季归国

　　一九五零年八月，邓稼先归国

　　一九五零年十月，吴大昌归国

　　一九五一年，巫宁坤、许渊冲归国

　　一九五三年，查良铮夫妇归国

　　一九五五年，郑哲敏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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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十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他们就如当年的学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呼唤他们的地方，那时候，他们也很年轻。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杨振宁和邓稼先少年时候经常浩叹之长吟，到了暮年自然会让人想起“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其中唏嘘，又何止一人一事。而当电影结尾处老人们回忆着自己的学号。耄耋之年的他们清晰而坚定地说出着那一串串数字——「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我的学号是联580，我还记得」、「T3404，四年都是用这个学号」、「25829」、「33201」……

　　每个人，都是像写在黑色纸上的画那般的诗，每个人，都是开满遍地的野花，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应该就是年轻：

　　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这个我们，是他们，更是我们。

看到今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的时候，我笑了。后来一想，或许我早该习惯了吧，真是没见过世面。我们所反复强调的过去“伟大”历程不也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么。即便是古代，那些为官做宰的优秀人士，往往他们表达出的对于朝廷强烈的爱也似乎总是超越于爱老婆之上的，这是一种传统。如此想来倒也平静了，且深切地感到这种题目是应该彼此“皆大欢喜”的。出题的，如此完美地完成了上级组织委派的任务。做题的，通过一点技术性的应试操作，争取一点分数换取个好的前途。批改的，这种可量化的批改模式打起分来还更省力，免得因为各自审美不同解读立意不同而对同一篇文章怎样定夺争辩得不可开交。在“改变命运”这桩大事面前，什么艺术性，思想性的愿景之类还真得先放一放，吃饭要紧。吃饭学用筷，上路学驾驶，考试学应试技巧，人生于世，为了生存谁还能避免一点技术性操作？不寒碜。一旦这技巧练得炉火纯青，出类拔萃了，还可以被冠之以“做题家”的名号，成了大家，岂不快哉。这样想着，于是我的精神如阿Q的一样，又一次大获全胜了。 还是那句话，写应试作文，就像戴着枷锁跳舞。即便是被绑缚着手脚，跳的舞成什么样子，还是大有讲究的。就拿我最近看的舞剧《努力餐》来说，虽则是明确的抗战类的红色主题，思想上无法作出一些更深的挖掘，但是此剧依旧可以打动人心，也获得了“荷花奖”，可以看出是被专业人士极高肯定的。在我看来，首先是舞蹈，场景，音乐，灯光，道具，服饰，情节编排之类的用心。如同作文的谋篇布局，语言功底，表达技巧等，是最外显的也是硬件设施，属于第一印象。其次，用典，联系古今中外。譬如此剧在黑夜中的打戏让我想到了京剧《三岔口》的名段，同时川剧变脸的加入也增添了一些传统文化气息。“努力餐”这个题目承袭了古诗《行行重行行》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一句，抗日战争中妻子与参与抗日救亡丈夫的生离死别，与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思妇与游子的乱离相思有其共通性，古今相续，回返联结，于是一下子有了纵深感。在文章里用些典故，便可以在内容上变得更加充实，丰富，看起来更为厚重，意在言外，拓宽了表现空间。再次，落到实处。《努力餐》以一家饭馆的经营为线索展开抗日救亡的宏大叙述，以小见大，化虚为实，以几个小人物的生死哀乐，离合聚散，折射出特定时代历史情境下一群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感与价值取向，而不是喊口号式的，或是夸张式的空洞编排。同时，“民以食为天”，“吃饭”最关乎百姓民生，最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贴合。车老板办的《大聲》报上那句“为百姓加餐，努力努力。挽民族危亡，血战到底”的标题口号，既接地气，又鼓舞士气，是为点睛之笔。另外，还有细节的处理。譬如《努力餐》中打动我的细节，是在老板娘给难民施舍饭菜时，难民们破旧衣服上被大雨淋湿的斑斑点点与泥土的尘垢。是在离别的那一天，晨曦透过窗棂时绘就的一副光与影的斑驳图画，以及其中正在一步步离去的车老板的黑色长袍剪影。是老板娘梦见丈夫归来时喜悦又嗔怪地将洗脚水用脚撩起一点甩到其脸孔上的俏皮灵动可爱，以及在发现原来不过是一场梦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的怅然意绪……此外还有隐喻象征的运用之类……（太多了，再写下去要偏题了...） 想到最近刚看的电影《九零后》，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使我感慨。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大的学子杨振宁和邓稼先常常登高远眺，一起吟诵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山河沦落，草木凋零，慷慨悲壮的语句，开阔雄浑的意境。无论是学文还是学理，不需要被要求，不需要表决心，彼时的学子腹中大多装着古人的经纶，心里装着浩大的河山。 比起“个人主义”，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更爱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强调个体为了更宏大的事物而牺牲奉献。在我看来，真正的集体精神，是在作为独立的个体自我充分觉醒的前提下的一种自觉。“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沈从文《湘行书简》）这是一种清醒的抉择，是对自我的升华，是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宽更广更厚重的努力。有着真正集体精神的人，绝不是富贵人家养的叭儿狗，没事嗷嗷地叫几声，夸耀着自己的忠诚能干，奋斗牺牲，讨个主人的欢心，借此来换一点，它们比普通人家的食物还多还丰盛的，狗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