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小糖人

（这是份作业，加之我近来似乎也在重度压力下患上了语死早，所以……）
 
《寻找小糖人》的主人公罗德里格兹在南非的知名度超过滚石乐队，他于上世纪70年代发行的《Cold Fact》与《Coming From Reality》曾于这个人口仅4000万的国家获得了超过50万的销量。然而能读到无数滚石乐队相关报道的南非歌迷却得不到任何有关罗德里格兹的信息，唯一掌握的只是歌曲本身和一张并不清晰的专辑封面。这引发了他们的无限遐想，从而造就了无数流言——有人说他在监狱里服药过量自杀，还有人说他在舞台上当众给自己浇上汽油后点火。实际上，罗德里格兹对自己在南非的辉煌战绩毫不知情，作为一名被公司解约了几十年的过气歌手，他的真实身份是底特律某装修工人。直至开普敦的唱片店老板斯蒂芬与音乐记者克雷格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启了寻找罗德里格兹之旅，这段不为人的传奇才渐渐浮出水面……
 
受限于影像资料的缺失，本片全部由事件相关人士的回忆访谈以及老照片、旧报纸构成，由此，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得主《寻找小糖人》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诞生于剪辑台上的电影。然而影片的临场感却因导演对音效的灵活应用而大大增强了——如开场处的访谈中，配合着两位受访者所回忆起的初遇罗德里格兹当日的酒吧内外景象，背景音中亦响起了“身后的货轮”、“嘈杂的酒吧”以及“自烟雾墙中凸显而出的吉他”。反复出现的驾驶场景，即“纵向运动串场”这一简单技法，连缀了开普敦与底特律、七十年代与当今世界，很好地凸显了影片的“寻找”氛围。成长于盗版时代的中国乐迷想必会对此深有共鸣：在一个相对隔绝的发行体系中，只消一篇热情洋溢的乐评文章，辅以音像发行者（即盗版碟制作者的喜爱），部分冷门音乐便得以重新被“发现”，从而在新的国度获得更为热烈的反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Lacrimosa；不过随着互联网与英文的普及，小糖人这类大红大紫却浑然不知的传奇恐怕将与实体唱片一同消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找小糖人》不仅是对罗德里格兹这位音乐隐士的致敬，更堪称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
 
另一方面，罗德里格兹人生的各个阶段，则由“横向运动串场”完成，即几段他的“踽踽独行”：如自第6分钟起，动画中形单影只却年轻气盛罗德里格兹走过底特律街头，镜头伴随着他的步伐自右向左接连扫过贫民区的唱片店、酒吧和墨西哥人开在中产阶级社区的杂货铺，接着转向了当代底特律的奥林匹克钢铁公司，充分强调了“底特律”这一元素及其背后的意味：工人阶层、少数族裔、大型公司——空荡孤寂的底特律寒夜，倒是与该城破产后的肃杀当下十分契合。然后是第52分钟，当罗德里格兹回忆至自己音乐生涯结束、重新做回了工人后，镜头紧接着转向老态龙钟的他于雪地中的跋涉；第63分钟处罗德里格兹一家来到南非巡演，导演用动画展现了他们下飞机后一路走向体育场的景象；最后是“寻找小糖人”结束后，“American zero , South Africa Hero”的罗德里格兹于春暖花开时再次前行于底特律街头。四段漫步不仅点透了时代与空间的变迁、令罗德里格兹与底特律彻底融合，更暗喻了无论境况如何变化，这位歌者兼智者都一如既往地一往无前。
 
在美国籍籍无名的他缘何能在南非收获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依鄙人愚见，这多少与罗德里格兹的墨西哥裔身份脱不开干系——七十年代美国种族歧视现象尚还十分严重，偏偏“罗德里格兹”是一个墨西哥色彩浓郁的姓氏。对美国乐坛有所了解的观众都清楚，黑人有黑人音乐，白人有白人音乐，在老年代二者井水不犯河水，罗德里格兹却玩起了白人专属的民谣摇滚。另一方面，其与其所出身的底特律，就音乐文化而言，也可谓是相当不契合——同为底特律出身的Jack White曾在另一部纪录片《It might get loud》中坦言：“在我家那个周围全是墨西哥人的街区里，弹吉他是你所能做的最尴尬的事情——那里流行hip hop、DJ和说唱歌手。琴行和唱片店都没有，玩乐器一点都不牛逼，也没人喜欢摇滚乐和布鲁斯。”
 
与周遭氛围格格不入的风格趣味，昏暗阴冷、烟雾缭绕的创作环境，以及作为工人阶级少数族裔贫乏的物质条件，促成了遍布罗德里格兹作品每个音符间的冷漠、疏离、玩世不恭与遗世独立。我想，相较于谈情说爱的猫王与纵情声色的滚石，这样的作品显然与南非的社会现实更加贴合（至于同罗德里格兹最为接近的鲍勃迪伦，他那诗化的歌词于南非听众而言显然有些晦涩）。在南非，占人口总数13%的白人常年压制着实为多数派的“少数族裔”（与之相对，西班牙裔在美国也可谓是“实为多数的少数派”），无论铁路、公共洗手间还是学校、街区，全社会皆全方位地贯彻着种族隔离政策，数以百万计的黑人被迫远离城市，只能从事矿工一类的高风险工作，由此导致了持续不断的国内抗争和国际谴责，待到1989年，深陷危机中的南非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直至1994年曼德拉上台，全国仍有1/4人口生活极度贫困，近一半人没有电力，随时有可能爆发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罗德里格兹的音乐不仅抒发了南非人的自身情绪，更代表了他们对自由世界的向往——一如影片所介绍，南非政府的言论管制措施极为严格，禁止媒体报道任何国内外异见消息。由于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措施，南非遭受了严重的国际制裁，导致国内音乐人无法出国表演、国外乐队也无法前来巡回，使得南非成为了与世隔绝的孤岛。习惯了军事戒严与间谍监视的南非人不仅难以了解外面的世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意识不到现状理应是被努力改变的——而罗德里格兹的作品恰恰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渠道。《anti-establishment blues》令南非人意识到“体制”所呈现的并非一切，《set it off》则鼓励他们关掉电视、拒绝节目中咄咄逼人的总统。由于罗德里格兹的代表作《Searching for the sugar man》暗示了“嗑药”，有关部门将唱片上的该首曲目用刀彻底刮掉，使之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播放。这反而为罗德里格兹的传奇增光添彩——毕竟老话早就有云，“如果你想推广什么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禁了它”，小糖人反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导演牢牢扣合“寻找小糖人”这一主线，注重戏剧性的突出，故并未对美国唱片界、南非政治和底特律作为工业之城的背景做太多交代，只是在与情节交融之处加以渗透——如第30分钟的唱片店老板访谈一段，便可看到唱片架上贴有曼德拉的头像。乍看之下，这种做法似乎大大增加了影片的叙事密度、使内容更加丰满，却在实质上对观众形成了误导。片中的制作人虽然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罗德里格兹的专辑在美国只卖出了六张（这个段落确实极为煽情），却对他曾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走红、巡演乃至推出现场专辑决口不提，这难免有刻意隐瞒关键以增强煽情性的嫌疑。
 
此外，导演在通过资料录像介绍了南非民众对抗种族隔离的历史之后，迅速切入到了对几位南非音乐界从业者的访谈。他们的叙述皆紧紧围绕罗德里格兹在南非白人中产阶级间的巨大影响力展开，这就导致许多观众很容易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窃以为是导演有意为之），误以为罗德里格兹的乐迷群体、即中产阶级白人学生才是促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而罗德里格兹的作品于他们有若圣歌——可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罗德里格兹传奇”的真正核心其实在于唱片店老板在第23分钟所指出的：影响到了许多南非音乐人。这显然是件虽然关乎政治、却更多隶属于文化层面的事情。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深度乃至真实感上有所欠缺，《寻找小糖人》对罗德里格兹的塑造仍然相当成功。影片先用前半部分描摹出了他风华正茂时的激烈与炽热，经由一个颇有暗示意味的场景——年迈的罗德里格兹于明媚春光中拉开窗户（第48分钟）——之后，忽然转向了他红尘看破后的平和与淡然。罗德里格兹的歌词平实、有力，简洁的用语背后渗透着太多哲理，这与他出身工人阶级、看淡名利物质、追求精神享受不无关系。正如他的女儿与同事所回忆，罗德里格兹纵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人，却从未将自己局限于“工人”的身份。他会身穿燕尾服去连做8至10小时的脏活，对任何事情都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他热衷于阅读，常常带三个女儿去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女儿首先提及的画家中就有德拉克洛瓦），并将弹吉他、看演出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他也热衷于参加抗议和游行，乐于为了无法发声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枯燥的工人工作并没有影响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甚至曾尝试竞选市长。
 
音乐诚然是种产品，它的销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音乐人的“业绩”；音乐也诚然是种事业，“走红”恐怕是绝大多数音乐人的理想；但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艺术与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决不能单纯地用金钱来衡量——特别是在消费社会中，文化艺术走入市场，“受欢迎”往往与“有品质”是彻头彻尾的两码事。反过来说，物质的富足也并不能替代精神的愉悦——不妨下一个稍嫌武断的定论：人往往在精神上无法满足也无可追求时才会沉溺于物质的攀比。实现人生价值有多种方式，名车豪宅不过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我们这个浮华年代，以之为奋斗目标的人总会莫名认定自己的选择才是最为正当的，想当然地嗤笑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者“胸无大志”，更无法理解“愿为超功利的事业献出生命”究竟是怎样一种追求。
 
人类之所以前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物质富足的追求；但过于膨胀的欲望也往往是人性堕落的根源。影片第50分钟，当被导演问及“你如何看待从未收到南非方面的消息一事——而这件事本可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很有可能是朝好的方向改变？”时，面对镜头极为拘谨的罗德里格兹平静地答道：“我并不知道这会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见证了太多天才音乐人于酒池肉林中自我毁灭后，不得不说，逃过物欲横流、勾心斗角的名利场，未尝不是件好事。罗德里格兹显然是纯粹的，纯粹到会向一体育场将他奉若神明的乐迷给出这般的开场白：“Thank you for keeping me alive.”音乐人的灵魂终归是寄托在作品中的，作品的价值被重新挖掘之时，也便是灵魂得到认可之日了；这之外的报偿，反倒不甚重要了。
 
有趣的是，影片尽管反复强调了罗德里格兹的工人阶级属性，他的南非乐迷却大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使人不得不思考起了“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严格的界限？显然，所谓“文化”，特别是“艺术”，皆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宣传品，而应是“自下而上”的“有感而发”。底层平民或许缺乏了知识与智识，却具备着孕育“感受”的肥沃土壤；正是影片中形形色色的底特律酒吧，造就了罗德里格兹作品中鲜活的生命力。阿多诺曾担心大众文化的代表——流行音乐——会用重复的节拍与简洁的旋律使人们头脑越发简单，但好在还有罗德里格兹这样的创作者存在。艺术终究要根植于生活的，杜甫与柳宗元等人也是在远离了浮华的权力中枢后才渐悟到了生命的真谛——歌手、诗人与思想者的身份，正是沿着这般清心寡欲、红尘看破的方式循环往复着，或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

好友H是一位杂志记者，工作五六年，算是努力，但未见什么成绩。圈子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比起一些年纪差不多但迅速声名鹊起的同行，她很不起眼。有时她也嘲笑自己，更多时候安之若命，知道没有过人天赋，只求做到力能所及。她常将一些采访前后的故事讲给我听，八卦之外，有一则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她曾做过一次叶嘉莹先生的采访，谈古典诗词的研究。报道照例没太大反响，但有一位山东的读者特地发来短信，告诉H他的故事。这位读者因为对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满，便在周末聚集起同事及邻居的孩子，开设私塾，教授古典文学。然而以如此“理想”占用孩子们本应去学英语学奥数的“现实”，究竟是对是错，他心里常有犹豫。直到读到那篇报道，看到叶嘉莹以一生的感悟现身说法，他终于又找到坚持下去的底气。

一年后，对方又发短信来，告诉H私塾坚持至今，效果良好，并再次感谢。那时H自己正在低谷期，住在冬天猛灌冷风的小房子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被曾经的努力反哺自己。

于是她眼睛闪亮地告诉我，她并不奢望自己做的事情会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彰显正义，一篇报道哪怕只对一个人有实际的影响，也就足够了。说这话时她未尝不存着自我安慰的心思，但不妨碍我们都被这句话打动了。

说得远了点，这其实是我看到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后想起的。这部被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并很有可能最终获奖的片子，是这类故事里最激动人心的案例之一。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歌手Rodriguez在本土录制两张唱片，制作人和唱片行老板都称他比Bob Dylan还棒，然而唱片发行后却无人问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南非，Rodriguez的音乐被疯狂传播与追捧，甚至有人把专辑的封面图案刺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些想要逃离大工业城市、追求自我生活的歌词，被南非受压制的人们赋予反体制的含义。他们如梦初醒，意识到“还有出路”，齐声高唱着他的歌曲，走上街头抗议，甚至由此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

这种情节听起来相当熟悉。每一场革命都有自己的圣曲，捷克“布拉格之春”时，人们唱着本国歌手翻唱自Beatles的Hey, Jude；在东德，大家背着斯塔西偷听Public Enemy和Beastie Boys；伊朗陷于严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时，人们依靠黑市上买来的瑞典Abba乐队的磁带滋润心灵。

有趣的是，南非流传着Rodriguez早已在舞台上自杀身亡的谣言。多年来，人们带着激动与惋惜的心情缅怀着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却在一位音乐记者不懈地挖掘之后惊喜得知，他还活着，在美国，在那个没人听说过他的国家，为别人装修房顶。

南非人沸腾了。他们迅速安排好Rodriguez到南非的巡回演出。媒体、乐迷，甚至组织者，都不敢确信这一消息，暗自做好从飞机上接下一个冒牌货的准备。然而这位他们奉为音乐教父的人真的出现了，自自然然上台，平平静静唱起他们传诵多年的歌。五千人的演出场所被激情塞满，人们站着，喊着，唱着，哭着，怀念青春，怀念反抗的日子。

Rodriguez平静地经历了这一切，回到美国，继续做木工。他知道，自己只是写了想写的音乐，在美国没有遇到知音，这没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到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小到促使乐迷开了自己的唱片行，记者达到事业的巅峰，女儿嫁给南非的保镖，外孙有一半的南非血统——他也觉得没什么，不过是做好自己的事罢了。

Rodriguez的传奇与好友H的故事看似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我看来，只是程度的差别。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这道理不必多说了，还是现身说法最有力量。

   他走路缓慢，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在冰天雪地里踉跄而行。他在走路，就真的只是在走路而已，眼睛往下看，认真得好像在完成一件任务……这是电影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镜头，这走路的姿势一下子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就觉得他与常人不一样，看完电影，他的确不一样。

  过生日希望收到满满的生日祝福，遇到困难希望身边的朋友能关心帮助…一个人，总是或多或少的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赞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生下来就在为他人而活。明明家里闹不和偏要人前秀恩爱，明明对某些问题不明白偏要装作自己海纳百川，明明讨厌极了上司的嘴脸偏要低头哈腰的完成任务……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所以我们失去了自己。

  罗先生相反，他选择做自己。他穿着燕尾服去当木工，他带着孩子去有钱人才会去的博物馆，他告诉孩子别因为自己是穷人就觉得有些事不能做。当他从木工变成巨星的时候，他在台上从容的唱着歌，当他以巨星的身份回国后，他又从容的继续当木工。作品不被大家接受的时候他是那个样子，被万千狂热的歌迷深爱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样子，外界潮起潮落，独留他风平浪静。失去什么或者得到什么对他来说是一样的，他就这么走着，按着自己的步伐。他的安宁让我也跟着安宁。

  一个人能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已实属可贵，罗先生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传奇经历能如此云淡风轻的一笑而过，更可贵。要怎样充盈的内心才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或许，那是当一个人简单到极致的时候。

  他在走路，一条漫长而又孤独的路，可他就只是在走路而已。

70年代初，他先后在美国发行了两张唱片，sugar man 就是其中一首(插播：sugar man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卖糖的人？糖还要找人卖？美国这么缺糖，水深火热啊。。。其实是看上去像糖的白粉，也就是毒品，吃了一颗，欲仙欲死，了无烦恼，四大皆空，这首歌的大意就是过的太尼玛苦了，吃个摇头丸吧，啊，银色的大船，跳动的可乐，漂亮的姑娘，啊，，，欢迎试听http://www.xiami.com/artist/44450插播完毕），他尽心尽力并且被所有人看好，然而这倒霉的孩子也许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两张唱片总共卖了几十张，他也像自己歌里唱的，“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我丢了工作”。被解约之后，他选择去做农民工，过着一文不名的生活。

与此同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张盗版碟被带到南非，从此南非人民人手一张，他的歌走哪放哪，他的名字家喻户晓，这里是重点，仅仅是他的名字家喻户晓，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南非人民对这位天王巨星一无所知。当时南非正在实行种族隔离和闭关锁国，他歌词里劳苦大众生活的苦闷，反叛，给了南非人民无穷的共鸣和冲破体制的力量，而他本人，不知为何被模糊的传成早已在舞台上自杀，并且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学案例）

直到98年的某一天，某好事者想弄明白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死的，却惊讶的发现这家伙竟然还透活着。通过网络，终于联系上了这家伙的女儿。于是这家伙拎着吉他来南非开演唱会了。面对着人山人海男女老少的观众，他终于站在本该二三十年前就属于自己的舞台上，说了一句，thanks for keeping me alive.接下来淡定且从容的开始唱，就好像这一刻是如此的顺其自然自然而然。

回到美国后，他像脱掉鞋子的灰姑娘，继续过着默默无闻的农民工生活，勤勤恳恳的工作，不比任何农民工少干，甚至比别的农民工还要卖力。他继续住着住了40年的小房子，生活捉襟见肘，开演唱会住酒店不睡豪华大床，因为“没必要让人收拾那么大一个床”，你可能要问，他丫红了不是应该发财了吗？—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给了家人亲戚。

——传闻说你早就die了

——不，我不会自杀，我可以活下去

他不但活下去，还生儿育女，他虽然收入不高，依然在休息日穿着体面，带他们去那些通常只有富人才去的地方，歌剧院，博物馆，因为物质上穷，精神依旧是可以丰富多彩的。

这就是Rodriguez的故事，一个倒霉而睿智的家伙。其实到底还是幸运的，在历史的长河里，像他这样默默无闻过着失意的生活，却永远等不到才华被发现的那一天，的人，恐怕就像河边的石子，数也数不清。

第一次被推荐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从sugar man这个名字里感到了一丝微妙。高端一点的西方文艺作品里，通常跟糖啊、甜啊、暖啊有关的title，一般都有一个相对凄凉的结局。影片本身略显粗糙，并不是因为情节不丰富，也不是因为摄制组外行，而是因为Rodriguez看似单调的传奇中，可玩味的东西远非一部影视作品就可以表达完全的。或者说，真正的戏剧在这个人伟大的灵魂里日复一日地运行，而那种趣味却很难通过影视作品这种媒介来体现。不过依然感谢有人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无论对于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故事。

Rodriguez是一个高人，放在中文世界里，就是“大隐于市朝”。虽然在南非成为明星为他人所喜这件事会感动他，但他并不会执着于此；作建筑工人也不会有分毫影响到他内心世界观的坚定。她的女儿说，来到南非后他们住在豪华的酒店，早上起来发现父亲蜷缩在椅子上睡着，因为父亲并不希望麻烦打扫卫生的人去为了他整理一次床铺。他的工友描述他为甚至可以穿着燕尾服来上班，把事情做得妥帖干净。

如果一定要定性，这才是高贵的灵魂。人是不分贵贱的，但灵魂分。有的人有所谓贵族的名分或血统，却内心卑鄙；有的人来自社会的下层，却懂得悲悯他人，Rodriguez就是这么一种人。在他的世界里，作一个普通人和作一个名人并不冲突，那两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他在其中穿梭自如。只有这样澄净的人能明眼看透，然后描绘出世界的本质，恰好Rodriguez有制作音乐的天赋，可以通过这种抽象的艺术形式把他看到的东西展示给他人。这是Rodriguez个人的一面，无论他成功与否，他只是要做这件事，他一定没有期待成功，因为只要做了，就是圆满，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别人的事情。

他的音乐为什么在美国并不成功，而在南非却深入人心？这关系到别人想要某件东西的时候，你能不能给。而他根本就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他的音乐本质就是传达，而不是揣测听众的喜好。这不符合消费社会的世界观，因此他在美国的唱片市场惨遭冷遇，也是正常。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任何不能用来娱乐的东西都会被贴上没有商业价值的标签，因此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依然只能是小众的爱好——因为它太累人——思考和判断太累人，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希望笑笑，而不是深思到欲哭无泪。但七十年代的南非并非如此，那里经历着表面上看起来比消费社会这种软性糟粕可怕得多的东西：专制。那里的人们渴望也需要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Rodriguez的音乐正是机缘巧合出现在了南非人需要听到它的时候，因此，它红了。某些歌曲比如Sugar Man中，他传达了相对开放的看法和政治意见，因此居然遭到了当局的查禁，套用剧中一名南非人的话，这就像十七八岁的孩子。如果被禁，那就意味着越要探寻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

而南非的听众又究竟听懂了Rodriguez多少，也许Rodriguez自己都并不期待。他们只是拣选自己希望听到的东西来听，而他们理解到的，和Rodriguez想表达的之间，也许依然有无尽的落差。

但无论如何，南非人民在他的音乐中找到了某种启蒙。世界的运行就是这样的，真理永远都只能被得道之人揭开一角，而究竟大幕之后藏了什么，看不看得懂，看懂之后导向的是悲还是喜，也只能看众生的造化了。启蒙是不是个好事，这依然是个问题。比如开放了的南非是不是会被硬性地拉进资本主义体系中，同化成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恐怕是我最忧惧的。因为这个过程让我仿佛又一次地看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失败，我们怀有那么多的憧憬，而我们却被深深地背叛。八十年代之所以美，因为那时的艺术和周遭环境，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态度：求知，求真，却又带着无尽的盲目。这就是我在标题里想讨论的事，虽然它看上去过于隐晦。


被剧透该片的时候，我就想：米国向封闭专制的国家输出自由的世界观，这个还真是政治正确。后来又听说原来是得了奥斯卡（我实在是不怎么关心奥斯卡），不禁哑然失笑。歌者本人是否喜欢这样的结局，不得而知，但我想，他也许完全无所谓。而作为一个反乌托邦人士的我，看到Rodriguez又被学院派利用了一把，觉得这才是Sugar Man甜蜜中最苦的一丝回味吧。

往常看到这样的电影肯定会第一时间感叹罗不可思议的故事，感叹一个用音乐温暖人心的艺术大师与众不同的生活。但今天看到结尾，穿插着一首《你的苦恼》，于是反复沉吟歌词中，他告诉你揭示你但一点都不难接受，他的从容也让你从容，他接受生活，接受不愉快，接受音乐才华的结束也接受回味式的分享，就算和多年来从未蒙面的无数激动不已的粉丝见面，也依然没有显露灼人的星光。天知道那个时代的南非人们是有多感激这位身世迷奇的大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就算后来这么意外的知道了自己作品的影响，有那么多人为他而惊叹， 甚至将他捧至猫王之上，也并未让他的生活从此万象更新，他还是一样，乐意分享过去的自己，也乐意回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于是比起音乐才华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的朴实与从容。他只是踩着生活的节拍在释放自己，用音乐或者双手，他都乐于感受。 想想却发现，其实这样性格的人身边也有。
所以，我是想起我爷爷了，才会有这么多想写的。回想起爷爷的时候会发现他让人心酸的善良，他对待我们时的慈爱和罗是那么相似。罗曾经写出自己再也不能超越的音乐，也从不放弃自己劳苦的生活；而我的爷爷，也养大不再属于他的子女，耕种了几十年的田地，直到七十多才肯停止对儿女们的输送，后来加入花鼓队全心去追求他自己的爱好，但也只持续了两年不到就结束了整段人生。我不只一次崇敬的回想爷爷，他的不假外求他默默却又几十年如一日般耕种生活的热情，是任何时候的我都不曾有的，我真是幸运能有这么一个爷爷。所以，咀嚼到电影结尾的时候，我才恍然觉得这样传奇的一个人物，其实也就是一个父亲，一个蓝领工人，一个持续的默默的热爱自己生命的人。我们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虽然越发难得。而音乐，让罗的热爱也温暖了无数人。包括现在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