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导演谈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qq.com

二零一二年那场针对“杀马特”的围剿犹能搜到一些带电子包浆的资料，彼时大众媒体以主流的高姿态斜睨甚至俯视着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蝼蚁——而《杀马特，我爱你》之后的影像读写者，似乎对他们的态度稍显友好起来。

“平视”是《杀马特，我爱你》能够引发观者共鸣的关键：一个个留守于城乡间隙的年轻生命，用自己所能吸取到的为数不多的审美经验，包裹自己，主动与“主流”、“得体”划清界限，以期短暂地逃离枯萎、逃离平庸。

城乡在互斥中融合，在融和中互叱。经济转型与教育资源落伍尴尬对视，像一个在荒郊分娩的、无人陪同的母亲，土地恰似肌肉组织般挛缩，胎儿下坠，批量的留守儿童被生产出来，呱呱落地时，注视土壤的第一眼，便成为贫乏此生的引言。

但他们，也终于被“看见”了。

没有戏剧性的编排，没有标签思维的干预，李一凡导演以擅于“实证”的目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喜怒哀乐尽有、人生海海无常的边缘世界。

在声与影的交汇处，超乎纪录再度与李一凡导演相遇，重谈导演视角下的“杀马特”。

本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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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 | 纪录片导演

李一凡，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其纪录片作品《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大奖，并获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瑞士Vision Sud Est电影基金奖。

- 主要作品 -

《杀马特，我爱你》《淹没》

《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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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文

编辑 | 小文

图 | 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下为李一帆导演自述：

实证，是一种习惯

“城市与乡村的间隙 有他们真实而粗粝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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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杀马特”产生兴趣，是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有关他们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冒头。

而我们恰好在重庆做一些艺术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探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叫做审美自治：它强调艺术的审美本体和艺术生产的自律性。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我就觉得在杀马特身上能看到一种审美自治的精神——因为一拨人，他要能够把自己从大众审美的潮流中拎出来，用一种审美的方式解放自己的话，他一定是很自信才能做这件事情。

在选择“杀马特”作为影像中的主体之前，我对他们的印象，来源于互联网上一种悖于主流审美的声音。当时就觉得，从导演的视角出发去看，其实他们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比咱们一些美院的学生，要更早、更明确地拥有了一种审美自治的态度。

于是我就开始找，一开始，什么途径都找不着他们。他们好像在经历过短暂的、不算善意的瞩目后，躲藏了起来。出于实证的目的，我一直也没放弃，就开始申请加入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留言“我想加入杀马特”之类云云。自然发出去的消息也没得到回应，叫学生去试，依旧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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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家族QQ群（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6年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契机，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们。那段时间我常去广东，恰好就有一位广东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会从网络上联系到杀马特，因为杀马特的源起和发展都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所以我惯性地认为，应当是通过网络联系到他们，没有想到还能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给了我们罗福兴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这事儿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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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李一凡通过朋友的介绍，与罗福兴取得联系（影片截图）

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

“流水线 不止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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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罗福兴，是在深圳、惠州、东莞交界的那么一个地方，算是远郊。第一眼看:也不留长发了，很正常的一个青年；第一次聊，他直接说：“从前不懂事，现在慢慢长大了，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当时他的状态，对过去的自己，存在一种近似于否定的感觉。

在初次跟拍摄对象建立沟通关系的时候，我一般都很谨慎，很怕一张口就冒犯到人家。所以当时，他也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

当时找了一个钟点房，待在里头，两人拘谨地对聊。广州的五六月，热气蒸腾，盛夏蝉燥，那屋还没空调，待不住，我们就出来了。

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同去找罗福兴：乌鸦，满宇，还有我。结果到了那，罗福兴不愿意他俩在，于是我和罗留在这里对谈，其他两人找个地吃饭，等我这边结束——结果我俩这边实在待不住，也一块去吃了个饭。

等的时间也不长，第一回面谈，其实也没聊多少。更多的，是加了微信以后慢慢聊，慢慢地相互认知。

这个片子最开始的难点，在于怎样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了解真正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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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石排公园聚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真正的杀马特，比起城乡结合部弄潮儿，更像流水线作业的歇息间抬头的、无所适从的留守青年。他们懵懂、却又为网络上一些支持的回馈而骄傲；他们自封“杀马特家族”，跨越老乡关系，和天南海北的同好建立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精神社群。

2017年的下半年，刚好有一个项目，能够有几万块钱让我去做一个短片，这个时候，《杀马特》的拍摄，算是真正开始步入正轨。

随着拍摄的推进，我慢慢意识到了那种无所适从与“不信任感”来自于当年杀马特暴露于主流群体面前时，他们所经历的强烈的冲突。

他们经历了“屠吧”，经历了现实生活无情的鞭挞和舆论场的否定。

杀马特是一种能够自我保护的组织，很松散，但又很凝聚。你要进入到这些群体里，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他对你的发型、对你的审美趣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跟罗福兴一对，才知道以前为什么进不去杀马特的群聊——我们只是进到了人家的审核群，人家一看你这QQ空间，完全不是杀马特的料，就把我们踢出去了。

等到我们开始要联系这些杀马特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即使罗福兴这个“教主”亲自把我们拉进群，我们也无法掌握与他们交流的技巧和话术。你以为很重要的，别人也不觉得重要。而且大多数的群在那个时候都是休眠状况，也不是随时都有话说，大家在关注中反而变得缄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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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兴担当“翻译”

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里面很多小孩也没看过电影，人家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就在东莞石排那个公园边上不远就有个电影院，他们从来不进去，我们说纪录片也没人知道。后来罗福兴给我们充当“翻译”，他从来都是说是长视频，他们就知道你要拍一个长视频。此前，我觉得我还是挺懂农村的，即使挺懂——这些我也没法沟通，完全沟通不了。

打破一堵墙

“这面墙，产自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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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们沟通需要打破一堵墙。一开始的我觉得那个很难，堪比跨越语言谱系的鸿沟。翻过认知方式的高山，真正打破这堵墙之后，我们其实是能够交流的。

在打破这堵墙的过程中，我发现，杀马特几乎全是工厂区域产生出来的。社会底层的工人被制度排斥，他们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完成这种独属于城乡之间的审美自洽。

我称他为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就是我们总是感觉社会商业化，娱乐至死，都是工业社会后期才产生的东西。它虽然在一个工业时代，但是它的那个工厂区里边的那种习惯、那种组织形式，跟我们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

我以前知道工厂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九十年代的时候还要收身份证，不许你拿身份证，那些门窗都是弄上铁链，不让你随便进出。我以为现在已经改善了，我以为工人已经自由了，想做就做，工资也很高。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我们采访的工人基本晚上都是在上班的，大部分晚上 10 点以后才有空，工作时间有 12 个小时。我们的访谈经常都是半夜进行的，这是我之前无法想象的。工厂区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是以前珠三角的农村，它的原住民是本地农民，然后它的租户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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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导演晚上到工人宿舍采访

你可以说杀马特在某种意义上，很千篇一律。父母打工，没有钱上学或者是成绩不好，成绩不好就被老师歧视，甚至老师要打人，然后就有点逆反，不去上学，认为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的，在这些问题上面的叙述几乎人人都一样。

所以我才发现杀马特是一个社会现象，它有那么多的相似性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开始想的有一小撮人，有一点独特的审美——整个社会变迁中一代人的经历，让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成为杀马特。

杀马特们，他们是不是去参加环球旅行啦？他是不是去阿富汗打过仗？他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出格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头发是最出格的。他们的生活不精彩，他们爱情也不精彩，就是因为特别无聊，特别平淡，特别没趣，特别绝望，所以才要改变一个东西，像孔雀开屏一样，希望变得有意思，希望精彩，希望能够飞翔。

我们选择拍摄对象，之所以采访了七十八个之多的杀马特，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精彩，所以想要多找样本，看看能不能找到精彩。第二个原因：无聊、贫乏是他们的共性吗？我不敢轻易下定论，所以就想尽量地拓宽样本群体，尽量地扩大，需要到达一个量的时候我才敢信。

从做《淹没》开始，我都挺反戏剧——我不是想讲杀马特是一个特殊事情，我恰恰是想讲：它是个普遍的事情，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是我做片子的一个点，你看《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我会去找一个最没特点的样本，我不会去找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样本，去刻意营造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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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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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观点：

矛盾，从导演视角出发来看，是令人可喜的冲突构建因素，但走进《杀马特》里的78个青年，李一凡却又面对着这种“矛盾”的特质，陷入了沉思。

以罗福兴为例的杀马特青年，有着极度矛盾的自我认知，在莫名的傲然中忽而失落，又在异质的赋予下，拾起了一种几近于无的审美自信力。他知晓，李一凡是一个“持摄像机的人”，或许也是一位朋友，他来这儿，拍一个“长视频”——他们或许对于纪录片没有认知，但却在这样的懵懂中面对了难得客观、难得善意的注视，在懵懂中成为了影像所记录的主体。

在2008年至今的网络语境里，杀马特屡屡被拉出来重新审视，水泥从本该装着二手智能机的口袋里掏出，飞蛾扑火般与鞋底的泥泞共舞。他们在工厂至小镇、现实及理想的迂回中，用“怒发冲冠”的物理姿态，灼烧自我，又于纷飞的舆论和年龄的增长中走向无声，重新被流水线的烟尘湮没。

杀马特——

囿于凡俗，忠于希望；生于工厂，死于理想。

杀马特和非主流，传到我们乡镇高中应该是2009年。迷恋80后作家的风潮渐渐平息，博客时代进入尾声，移动互联网蓄势待发，一种极具视觉冲击的符号进入了小镇青少年的视野。

高中生身处学校，不能拥有五颜六色的头发，至多改变形状，在底线之内做出最爆炸的头，算不上杀马特，比较接近“非主流”，弥漫着一种病态的气息，主题围绕着爱情和死亡。

当时有一个很火的MV，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画面上是一场葬礼，西式的，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士躺在棺材上，周围很多穿黑西装的男士，好像捧着玫瑰花？简直有点精神图腾的意思，好多同学喜欢。

我的同桌可以算个“非主流”，家境是班上最优渥的那批，学习成绩很差。她常常买许多册子还是贴纸？（非主流有很多商业产品）上面有涌血的白玫瑰、哥特风格的建筑、多彩夸张的发型、字体奇特的句子，颜色都中间亮，四周黑，LOMO风格。

有一张印象特别深刻，同桌给我看，图上是俯拍的一双脚，黑黑的，非常瘦长，脚趾上的皮肤皱皱的，指甲盖涂成黑红色，两脚之间夹着一朵花。当时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阴气特别重。

她还玩过程度比较浅的自残，割破手指，把血滴在买来的双氧水上，看两者相触产生的泡泡。她脸上作出惊喜的笑容，并请我看。一开始，我很认真地问她怎么了，但她总用云淡风轻的态度一笑了之。我没说出来，但心里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我从来也不理解她。

那些富有的同学，穿衣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不论男女都倾向紧身的裤子，最好是低腰的。有些男生非常干瘦，冬天也只穿一条紧身裤，看上去很不健康。

大家也积极地修改QQ名，绞尽脑汁像一个拗口的、复杂的、霸气或悲伤的网名。

在学校之外，非主流也很有影响力。我表姐在那个年代拍过一张照片，在姥姥桌子上放了好多年。她的发型十分张扬，靠近头顶的近三分之二的头发是向上的、爆炸式的，剩下三分之一头发是直挺挺垂下来的，刘海厚重，紧紧贴着额头和眼睛，没有染色。

这好像是当年我们那最流行的发型，我的高中同桌、舍友，都留过此发型的内敛版。那年代许多贴在橱窗里被当做模板的大头贴，也大多是这样的发型。老师对此有些意见，但从没在父母长辈那听过什么不满，估计当时都觉得挺潮的。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非主流”是怎样的，2011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非主流”已经在同学亲友间消失了。我的表姐、同桌发过许多照片，她们再没有留过相似的发型，也没有流露出对死亡、枯萎的迷恋。对她们来说，“非主流”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跟随着时代，她们又追逐过许多潮流。

但杀马特很令人震惊，这些人热爱五颜六色的爆炸式的头发，他们至今从审美上热爱这一点。而且对于纪录片中呈现的这些人来说，杀马特的外形和内在是统一的，发型、衣饰寄托了精神。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被忽视、被误解的群体。

查了一下资料，在201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呼吁关注杀马特，认为这是经济问题造成的有精神失落的群体。

2014年，有一篇文章《“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结尾是这样写的——

更让人担忧的是，“杀马特”群体面对这些质疑和贬损却毫无还手之力，他们缺乏对自身及围绕自身所产生的文化争议的归纳和阐释的能力，无形中被褫夺了言说自我的权利，并承受着来自精英文化的规训。

在这个意义上看，“杀马特”青年虽然在努力地抵抗成人世界的文化控制，却难以逃脱整个精英文化的轻视。至于“杀马特”青年，凭借廉价仿名牌服饰和“山寨手机”等穿戴，尽力向城市时尚靠拢时却反遭城市人讥讽的情况，则反映出中国城乡区隔的现实；“杀马特”青年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新移民大潮下的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如果中国的城乡差异不能较好弥合，那么收入微薄且文化资本缺乏的“杀马特”青年，任何的一次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以及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行动，都难逃被围观、被贬损、进而又很快被忽略的命运。

我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对“杀马特”嗤之以鼻，实际上并不了解，想起来很难为情，很惭愧。感谢李一凡导演拍出《杀马特我爱你》，给了这个群体言说自我的权利。希望能有更多深入的报导，而不是蹭热点继续消费。

现在最大的好奇是，围剿杀马特是怎样兴起的，又是怎样的结束的？为什么这股势力如此坚韧不拔，而且能以摧枯拉朽之力让杀马特土崩瓦解？

*感谢孟浪赠票，感谢X放映。

还没有一部纪录片可以像《杀马特我爱你》让我这么感动，以致于看到中间，我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拼命的记笔记，生怕遗漏掉其中每一段杀马特充满力量的表达，那些关于自由、关于快乐、关于压迫的生命哲学表达。我此处所记下的，只是现场短暂能够记下的关键词汇集，而杀马特在影片中的生命哲学依旧远远无法表达完整，值得多次回味。导演的访谈说，“至少这部片子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个人史”，这是一部当代的中国工人史。

我反思是什么令我如此感动，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杀马特的独立主体表达。工人的独立表达到底是什么？这个相当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其实根本不懂——那是一种有自尊、自由、快乐的表达。纪录片中每个杀马特工友眉宇之间不自觉表现出来的自信，无不令人动容。工人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同情和关注，杀马特的魅力亦并非来自于他她们所展现的非主流，而是共同体下形成的“反抗/绕避”固有规训形成的自尊自信（dignity）。这是我一直在寻找和期待的，来自成长中工人阶级自我赋权下的某种魅力呈现。

另一个点是，每一个工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十年的劳工参与历程让我一直坚信此理，但我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深刻认同这一个结论。主流社会一直都在去权贬低化、边缘化、甚至污名化底层劳动者，用一种来自知识分子、来自有钱阶层的视角在评价、“安排”底层者的生命，我们（是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她们生命的历史——劳动者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参与社会的发展，永远只能是配角。杀马特明白这个道理，他她们的生命经历——一个关于压迫与自由、饥饿与快乐的重复故事，甚至比其发型更不出众，承载了整个社会变迁的代价。杀马特的生活，都在显露这个时代最为荒谬的边缘现实：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

杀马特是自由的，是快乐的，也是压迫的。

用杀马特表达的自由和快乐

“出来，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进厂。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很无聊的，所以要给自己其他选择。头发就是另一个选择。”

这是杀马特式的自由。杀马特(SMART)创始人罗福兴在他的公众号和抖音都写着“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当然，杀马特的自由非审美之简单，但却足以显露自由渴望之卑微，它是起点，却也是在被侵蚀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头发（但也没能保住）。

影片中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知晓、听闻的所有关于杀马特的文化，都是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打工者，这一群从十二三四岁就开始来到珠三角地区打工的芸芸众生，既是城市最大的建设者，却也是“非主流者”。用罗福兴在片中的话说，“我走在路上，很少抬头看一栋楼”，他她们自认也不可能成为城市的一份子，楼啊、房啊都不属于他她们，又何必关注它有多高又多好看？

城市并不能给他她们带来任何的安全感。工厂是没有自由的，稚幼的身体过早的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控制，无论大厂小厂，记件式的赶工游戏、流水线上的手忙眼乱，十二小时甚至更长工时的轮轴转，早已令生活失去了控制。赚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一种不成比例的交换，而且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撤回。唯有的自由，是如何安排每个月可能仅有的一到四天的喘息间隙。这不是安全感，是一种失控感。

纪录片中杀马特最常讲的一个词，是“自由”，这个“自由”有太多层的含义。他她们希望得到关注，抵御心中的孤独。从来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她们的存在，头发让他她们至少感觉自己像个人，而非生产线上、城市边缘的行尸走肉。他她们希望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融入（习惯）”不安全的世界。“玩了一段杀马特后，很多事情都敢（做）了”，独特的杀马特非主流风格，刻板的“坏人”形象，让杀马特拥有了跳脱原有规训桎梏的可能性，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自己”，一个对自己重新拥有掌控——“自由”的感觉。片中工友说，“（来到城市）心里怕，但杀马特表现就是很坏的特质，坏人的话就没人敢欺负了”，“感觉自己全身都不一样了，感觉会颤抖、很快乐。”“玩杀马特的时候，我都认不得我自己了”，杀马特让他她们找回在工厂、城市生活中本被扑灭的自信。

他她们也渴望找到惺惺相惜的同路人，一种在异化的资本生产中从不曾拥有的归属感。溜冰场、石排公园的公共空间承载了他她们关于快乐和自由的全部，即便加班到很晚很累，休息的时候还是渴望去公园走一下，家族在哪，家就在哪里。“我们是（同）一种人，别人都觉得我们不正常，但我们还能坚持下去，我们就很像一个家”，“同为杀马特，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有相近的性格，像同类一样，齐心协力。每个礼拜都想着星期天，每天都在想（出去跟家族一起玩）”。在工厂生活中，他她们经历过悲伤、痛苦，甚至绝望、自残，但杀马特家族自组织带来的归属感，却可能是他她们生活的希望。

在外界眼里，他她们是如此的非主流。但是实质上，即便他她们不走杀马特风格，他她们已然被严密地排挤在整个主流社会之外。在主流文化/价值实践中，最为吊诡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排挤和边缘化打工者的同时，却仍专断式强制他她们顺从主流的文化符号。杀马特灵魂中的自由，与其说是对主流审美的挑战，不如说是一种对规训的社会生产压迫的文化反抗，也是打工者的一个解放实践。

杀马特背后的压迫——被迫剪掉的杀马特

“金钱和快乐，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人而言，只能选择一个；杀马特的人，可能只能追求杀马特，其他房啊车啊追求不了。”

杀马特有得选择吗？其实没有得选择，选择不是他她们的权利，就像他她们没有拥有自由的权利一样。

资本社会从不吝于剥夺劳动者任何自由的可能性，阶层流动都是虚假的大话，维持底层高效性重复运转才是最终目的。“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玩杀马特，我至少有上升的机会，比如杀马特贵族，至少能让我快乐。”杀马特反而成了资本文化下的一个叛逆者，对固化的分配不均隐性嘲讽和消极反抗。

但，玩杀马特的工人最终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要保留头发还是要进厂赚钱”？东莞石排、汕头澄海成为诸多杀马特的聚集地，核心的原因是两地制造业多以小作坊/小工厂的形式存在；此类工厂对工人的形貌要求不高，在旺季赶货期来者不拒，给予杀马特家族一定的生存空间。可是，她们终究还是要面临选择——规训作为资本生产的核心秘密，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为了保留自己仅有的“自由”，找不到愿意收的工厂，杀马特只能转向劳务派遣的公司，或者接纳更低的待遇。原本的小作坊/小工厂已是相当不正规，不签合同或者不缴五险一金、不依法核算加班费，都可能是常态；但在可能的“自由”选择面前，却不得不接受更低更恶劣的待遇，甚至流落街头。“（讨来的）十个馒头两人分了，度过了五天。”又想玩杀马特，又没钱怎么办？那就再坚持几天…

“第一次把自己长发剪掉，心里特别苦，感觉把自己的尊严丢了；特别痛苦，感觉（杀马特）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工厂老板眼里，杀马特不是听话的员工；在社会眼里，杀马特不是什么好人；但在杀马特自己眼里，这是尊严，是做自己，但很遗憾，进厂的杀马特没有得选择。

杀马特的热潮在2013年之后，堕入沉寂，甚至不太再敢于公众露面。这都源于从那开始持续至今的针对杀马特文化的黑化和攻击，内部攻陷杀马特的贴吧和qq群，彻底令杀马特社群撕裂瓦解。可是，今日再往前回溯，从枯燥、无价值（devalued）的工厂社群中诞生的杀马特非主流文化，扼杀它的并非单一的网络暴力，而是背后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如前所述的，工人只被允许成为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杀马特文化背后的自组织社群和关于自由的哲学，都在挑战既成的工厂生产霸权的存在，质疑效率至上的真理。即便这种反抗是卑微的、是被动的，但精神却是高贵的，而非低俗小丑。

“有时候是小丑 ，但是我们心里开心就好”。杀马特并不是，真正的小丑已经说服我们认同它们的“主流位置”。

附后：导演李一凡的访谈非常动人和真诚，感谢带来的这些触动，推荐细品：《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

几年前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洗剪吹），的确是在污名化的语境下。

“洋气”的城市中产精英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笑话。

李一凡这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无论本身如何，探讨的现象及还原的这些青年的状态，很有意义。

涉及了太多所谓“人口红利”背后农村几代人付出的巨大代价。

进城打工者或许局部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身后是多少破碎的家庭、没有父母照料、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去城里闯荡的“留守儿童”……有个年轻人说：童年跟弟弟一起乞讨时自己饿昏的记忆像一根钉子钉在心里，盖过一切其他童年回忆。

他们在城市被欺骗、被压榨，用五彩发型、奇装异服给自己壮胆、发泄压抑、找到彼此（“杀马特”各种家族）。想起Malcolm X说少年混社会时喜欢穿特别夸张的zoot suit，也是非裔和拉美裔边缘身份的体现，也常遭受主流社会的嘲笑奚落，甚至暴力攻击（1943年洛杉矶的zoot riot，白人士兵认为这种奇装异服浪费布料，剥衣、殴打拉美裔少年）……

每次听到傲慢的欧美人嘲讽“made in China”的东西质量差，我很想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买的廉价物品后是多少打工者流在流水线上的血汗泪，无望的青春与被摧残的身体与精神…

教育是重要的。上午听一个留过学的年轻人说那些外卖骑手水平就那样了，教育也没有用，只能是温饱后刷刷手机过生活。这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态度。教育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用，Malcolm X由一个滥掷光阴、吸毒抢劫的年轻人成为见识非凡的非裔领袖，因为他在监狱里疯狂地读书思考。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或者都需要成为Malcolm X，但足够的教育起码让打工者了解如何更好地了解合同、了解劳动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本来应该赚七千多工资，被老板算来算去，算成了29元，只能自己痛哭。当然，这野蛮残暴的系统性剥削，仅靠个人教育不够，要有各方力量给政府施压，迫使其不要一味偏向企业，而是制定更完善的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工人要团结，也应有社会各方的支持。

“杀马特”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抑，如片尾旋转拍摄的迫人的工人宿舍楼。他们的工作对身体、精神极具磨损性与毒性，常有人觉得生命无意义。教育可否提供其他可能性？从民国左翼知识分子办“平民夜校”到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夜校、成人学校，都帮助一大批工人以各种方式争取权益、改变境况。可惜如今各种教育机构都极度商业化市场化，以公共服务、职业培训为目的的愈发稀少（或者我并不够了解情况）。

如此说并非要要回到过去（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要借鉴过去有益的、却被抛弃的经验。无法指望资本家讲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宁可拿大笔金钱假充“善人”也不会主动提高劳工待遇。政府的监管职能与社会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

“杀马特”几乎曾经成为非正规非暴力的帮会组织，他们彼此取暖。然而，没有阶级意识的亚文化“反抗”只能被招安进商业浪潮，即使这样，都构成对“主流”的威胁而遭到破坏……“三和大神”们，可能是更原子化、更无望的存在……

看完电影和朋友在讨论。她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我说留守儿童这个身份带有很多刻板印象，他们应该先是杀马特，再是留守儿童。

回到家，妈妈问我看了一部什么电影，我说一部拍杀马特的纪录片，问她知不知道什么是杀马特，妈妈说怪的人。我追问，你说杀马特都是什么人呢。妈妈回答，另类的非主流。我又问，那你觉得杀马特一般做什么工作。妈妈回答「追求个性，做有创造性工作的人。」爸爸回答「就跟你一样的工作！」

从父母的反应可以看出来，杀马特这个符号是很独立的，当我们提及杀马特，是没有任何城乡/阶级/经济背景指向的。尽管我们知道杀马特是一群人，但它更像一个形容词；好在这个形容词达意，完成了杀马特的愿景。

*

再说些别的。2006-2013年左右的互联网，QQ游戏大厅和百度贴吧聚集着各个年龄段和地区的人，我能接触到这些和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人并成为朋友。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就是什么样的人被推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非常固定。现实中少见的，在我的网络里也看不到了。

群岛观影会。片子很平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要有最后一段强加的童年创伤故事征集，我觉得这是一部接近平视、并且愿意与杀马特这种亚文化沟通的纪录片。

导演直言此片对象是知识分子，希望观众能够重新审视文化当中人的主体性，而不仅仅是碎片化的符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一种亚文化是否要承担知识分子所赋予的意义。其次，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看到这种并不希望被圈外人看到的文化。

亚文化的内核就是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简单粗暴，你只要遵守规则，就可以得到同类的接纳。这是对更为公平的社会向往。我想任何参与过亚文化社团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所谓现实世界中，你的努力在一次次无法掌控的外力中消解。但进入到另一套规则中，你的努力钻研会为你赢得尊重，甚至仰慕。

主流文化对于弱势亚文化的态度一向有二:要么猎奇，要么怜悯。因为一切文化都具有意义，并且指导着人的行动。所以无论主流文化对于亚文化持以何种态度，实际上都是一种破坏性、解构性的凝视。在资本的营销和知识分子的加持下，一种亚文化可以成为流行前沿，在消费主义的圈层中被视为塑造为主流的“革命先锋”，并迅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另一些亚文化而言，它们没有这样的“资本”。这种没有资本不仅来自于物质文化的缺失——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将一句话重复一万遍成为真理，也意味着亚文化本身强势话语符号的缺失，即无法使用中产主流文化的偏好词汇，也无法提出更高维的文化概念。相比起讨论亚文化究竟代表了对主流文化的什么态度，主流文化保持住不猎奇、不评判的心态，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过可惜的是，围猎亚文化才是文化的常态。正如导演所言:“在最后，他们(杀马特)都会被主流文化驯化，变得平平无奇。”无论是猎奇，还是怜悯，这种态度都是中产阶级所喜欢、所悲痛、所拥抱的。这也是能煽动人为之动容、为之付费的卖点所在。在强势文化群体的符号压榨之下，任何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文化都会崩解、溃烂；抑或嵌入媚俗的符号，熬走所有锐气，成为主流文化宣传体系中如臂使指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