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银行：小可入狱

影片描述了孙先生及其家人在一场因为政治而非基于事实的控告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及其抗争，最终无罪释放，以及他们的感悟。

过程的艰难外人无法去感知，孙先生结案后的一些话让人深思：

“这是个开心的日子，我应该感谢大家这五年来的贡献以及支持，我们一起经历这不寻常的经验，而我们希望以后未来有很多开心的日子等着我们。”

“如果你要造剑的那种尖铁，那就要入火。这个经验应该让我的女儿们都更坚强，让她们成为更好的人！”

——学会感恩，即便是苦难，也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这些让人愤怒、沮丧的事情发生时，才能显得正义、坚持的可贵。这样想会好受一点，让自己能更理智，更具备勇气的去面对，而不仅仅被愤怒淹没自己的大脑。另外，乐观的去看待生活，感恩亲人一直的支持！没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亲亲热热更重要。

缺乏润滑的华人存在 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1/26/2020

这家家教真好啊，父亲是传统的好人、以what a wonderful life中的George Bailey为榜样、并且真正做了服务华人社区的事，母亲谈吐也很自然舒坦。

好人坏人似乎很鲜明，prosecutor再怎么有理、撼动不了大银行、转而拿软柿子捏欺负小银行的事实都一目了然。但Abacus也不是绝对不染纤尘，greedy的本质并不弱于其他银行，知道借款人的shady claims却选择play along，在纪录片里借由“文化差异”来解释，都被有正义感的jury小姐姐看在眼里。当有利可图，当每一个参与经济行为的链条一截都想要让这件事成，大概也难以要求银行去做那个扫兴的人。

在美华人不参政于是成为没人爱没人疼的受气包，是一个屡屡被提起的事情... Democracy doesn't happen on its own. 华人的隐忍，“勿谈国事”过自己小日子的态度，和这几十年里积累的对政治的天然恐惧，都让这个现状难以得到改变。我佩服纪录片里的这四位华人女性，她们的个人能力和fight spirit让我看到第二代第N+1代华人精英的力量，希望在接下来的decade里看到更自信勇敢的华人形象。

《国宝银行》是个很有意思的片子。

倒不是说它本身拍得有多好，怎样平衡地呈现了双方的立场，怎样无限地接近了真相。而是说这个案子本身就足够有趣，内里的细节展示了中西文化在很多方面根本的冲突——这个意义上国宝银行案可谓之于美国华人社会的“辛普森案”。

新闻学有个很操作层面的概念叫frame。同一个事件，放到不同的“框架”中去理解，结论大相径庭。而大众通常缺乏批判精神，习惯于接受传媒先入为主给出的“框架”。因此，从公关的角度看，围绕新闻如何“呈现”，背后本质上是不同利益方如何主动与媒介机构互动，让媒介接受有利于己方的“框架”，从而赢得舆论制高点的角力。从报道者的角度看，则是谨慎比照各方“说法”，捕捉各自漏洞，透过重重迷雾尽力靠近真相，得出自己的narrative。核心在于不偏不倚、明察秋毫、无私为公。

这一过程也同样适合形容英美法系的法庭抗辩过程——只不过角色换成了原告和被告律师、法官、陪审团成员。过程更为严肃严谨，误判的后果更严重。在现实层面，能够靠近—别说抵达—司法级别严肃性的新闻报道1%都没有。

在看完《国宝银行》，加上一番纯兴趣基础上的文献研究后，我的结论是，不管中文语境中的frame: 抗争美国政府对华人社群的欺负、歧视，还是英语语境中的frame: 欺软怕硬的美国检察官为解民众在次贷危机后对银行的愤怒，拿国宝银行当替罪羊——都是不合适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不能说这些frame全无道理，凭空捏造——这也是“真相”的诱人之处：太过复杂以至同一个案子可以找到至少五个还算靠谱的frames。但从更公正无私的角度看，这都不是最好的frame。过度沉浸于让自己舒适的frame的后果就是无视现实的复杂，略过inconvenient truth，于自己知识体系的精进毫无益处。

破解之道在于多听反对方的声音。在此案中就是D.A的辩词，以及无利益攸关者的看法。可惜的是此片虽然有呈现，但不多，并且只言片语建立在整个片子的基调是支持孙家、美国少数族裔的立场。

建构主义者云narrative matters more than the truth. 看了此片则觉真相并非不可及, but it requires confrontation of competing narratives. It is expensive, and take time to sort out.

首先，刻意针对华人社群的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如D.A在片中所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国宝银行是一家华人银行才对它这么严格，即使是一家印度银行，或者南美的银行我们也都会如此处理”。在美国移民社会的大背景中我不怀疑此话的真诚。

其次，是否是“拣软柿子捏”，寻找easy scapegoat，比较复杂。我的判断是肯定是有的，但，首先，美国司法体系的逻辑是“就事论事”，只要罪名成立，你再以“别人都这么干，为啥找我”喊冤都没用，美国警方和检察官甚至常常搞钓鱼执法，大家也不能说什么；其次，不起诉大银行固然因为他们不好惹，另一个重大的考量则是他们是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起诉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太大——当然too big to fail是另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

此案真正的hardcore question，我以为，不是如孙家一直强调的Abacus贷款的总体违约率很低，也不是即使虚报收入但贷款大多正常偿还（明显的以结果无差为违规辩护，华人的普遍思维）。真正的问题是，银行的高层有没有系统性地、刻意地包庇纵容、甚至鼓励基层信贷员虚报借款人收入？

在国宝银行的这个具体个案中，确实是没有找到高层有包庇纵容的证据（需注意“没有证据证明”和“没有”是两回事）。但是，其他运作在华人社区中的银行存不存在这样的系统性问题？《纽约客》的长篇报道The Accused（有一篇中文翻译题名《审判唐人街》，我觉得非常之到位）是唯一一家引用Abacus内部员工指出“潜规则”问题的：

　 对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高层指示员工进行信息造假这件事他（前内部员工）也并不吃惊。“没有人明确地告诉你究竟该怎么做，”他说。“你在银行内部工作时，会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我们的雇员可都是中国移民，学这点事儿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说实话，我们不觉得我们在违规，与其说违规不如说是绕过规则——你知道的，这是中国人做事的方式。”

该文引用该员工的话，更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Abacus是在怎样的一个制度、文化环境中运作的，即informal economy, cash society，no documentation，借和赠的界限不清等等，最要命的问题是避税的问题。

在他看来，案件在审理方向上就错了：“唐人街的逃税问题是更根本、更系统性的问题，检察机关应该把焦点放在这上面，警戒华人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但他们却一直愚蠢地把国宝银行和金融危机扯在一起。”

如果审判可以更进一步，分出“善意”和“恶意”的虚报：前者是信贷官知道借款人的账面收入不符合信贷标准，但实际收入符合，因此判断借贷没有风险；后者是信贷官知道借款人实际收入也达不到信贷标准，和借贷人串通一气一个骗贷一个谋回扣，那肯定能离真相更近一步。如果大多数是“善意”的，则又涉及到华人的逃税文化——你可以把“逃税”当作另一个frame，但至少这个frame比其他的frame更切中要害。

纽约客文章比这个纪录片好的地方在于它通过更细致的采访，揭示了一个更本质、更系统性的问题，即华人文化与WASP主流文化重契约、重documentation、重税收作为整个社会运行基础的格格不入；往更大的格局看，可能重社会关系中的“信用”、缺乏文书材料、重个人对家族的奉献而不是更大社会的奉献（tax）也不是华人社会独有的，广泛存在于许多非西方、前现代社会——请注意这里的“前现代”不一定是贬义词。

对于孙家，我没有恶意但也没法把自己的认同建立在他们家身上——一个可以付出1000万美元打官司的家庭，很难把它和“弱者”挂上钩，尽管我同意即使他们赢了这个官司，仍是美国充满弊端的司法体系的“输家”。一案的胜诉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因为打不起官司，纽约州95%的受到检方起诉的被告都直接认罪或认罚了。那些做公关的人倒真该学学孙家怎么做PR——律师、银行家、地产商，你在几个报道中看过对他们毫不保留的同情？

最后还是很感谢这部片子与我机会一窥美国司法体系的运转——那些法庭抗辩虽然只有模拟画和配音，但足以感受到气氛的紧张、原被告双方智慧的迸发、洋人毫不含糊、死磕事实的精神……相比之下，华人社会不缺saga和drama，但多是幕后运筹帷幄、勾心斗角，到正面对峙时结局已定。

这部片子里说You can still get justice in America, but it will cost you 10 million dollars。其实西谚还有一句叫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

PS：行文至此想到当下最热的MWZ案。若有心者拍个纪录片或做个大paper当是极有趣的——中西方完全是在鸡同鸭讲。国人喜强调语境，什么politically motivated，什么美国人自己不肯跟伊朗做生意还霸道不准其他国家和它做生意。西人则咬紧一个事实穷追猛打：did you lie?

PS：这里是纽约客文章的翻译。条件允许的话推荐阅读原文，因为译文中有许多遗漏和错误http://news.sohu.com/20151105/n425275960.shtml

7.8 Too big to fail…. Small enough to jail.... It's just very hilarious and absurd that this bank was and still is the only bank that had been indicted with crime related to the 08 crisis. 还好碰到了一群坚韧且能站的华人家庭。最后那位社会活动家的话很有意思：也许美国梦还有的追，但确实有点太贵了……

这个纪录片很打动我：

1、美国的司法公正不可说是完美的，但它是成熟的。没有这样的成熟体系，孙家不可能赢得了这个官司。

2、家庭氛围很让我感动。他们每一个人独立而有能力，是西方家庭的氛围，但又有中国人团结一致的基因，承担了服务好中国移民社区社会责任。另外，他们经常开家庭会议，把事情摊开来说，充分讨论，每个人都清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我原生家庭，几乎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形，我是很是羡慕，也希望能在未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家庭氛围。

3、知识就是力量。他们一家律师的出身无疑在各个方面对案子产生了正面的影响。首先，他们了解司法体系的流程。对资料整理有序，客观上让他们高效地拿出对自己有力的证据，主观上拉来了陪审团的感情票。其次，律师的背景让家庭交流没有技术上的障碍，都能奉献上一己之力，记得一份声明就字字斟酌，以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

4、纪录片拍得很客观，对双方的观点都表述得很清晰，包括检方、控方、两个阵营的观点。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比较多。

5、老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令人动容。毫无疑问，他们家开银行确实赚了不钱，支付的诉讼费用达一千万美金就可见一斑。这些钱包括有其中被润色的贷款case所带来的利润，但背后仍是对老先生一直服务社区和中小客户的褒奖。

以上

2015年一部《the big short》让不少人在视听两方面都重温了一遍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电影里面无良的银行从业者和华尔街投机钻空者纸醉金迷的样子应犹眼前，但要说最令人气愤的，还是片尾的结局——美国政府救市接盘，为了保证大型银行和投资机构不会轰然倒地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大而不倒”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于是联邦政府花了$7000多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救市。

然而，紧急地救市计划受到了民众的质疑和媒体的批评——纳税人表示这个锅我们不背，美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整改金融监管系统并给出民众一个交代。

虽说如此，估计哪个纳税人们也没想到，为次贷危机买单的，最后居然是一家基于曼哈顿唐人街，宗旨为为华人移民服务的社区银行，莫名其妙成为了整个次贷危机爆发后唯一一家被施以“mortgage fruad”罪名，被刑事起诉的银行——国宝银行。184项重罪的指控，意味的是联邦政府要求这家全美排名2000开外的这家小银行，为整个次贷危机负责。

意外被政府盯上，国宝银行的创始者孙氏一家感到痛心而愤怒。但他们并没有选择沉默和被迫接受指控，而是选择了上庭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这一漫漫的辩护之路，一走便走了5年。打官司期间，他们的故事被知名导演Steve James得知，跟踪记录了孙氏一家如何不懈地搜集呈递资料，和政府打这场拉锯战。最终孙氏被陪审团判定无罪，而他们的故事也被放上大屏幕，成就了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可入狱(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去年，这部纪录片亮相林肯中心的纽约电影节，惊艳感动了一众观众，以至放映结束后掌声不绝。而这周《国宝银行：小可入狱》即将登上IFC剧院放映，又引发了一大波影评人和观众对此事件的各种关注和讨论。周三，孙氏一家及导演来到了美国华人博物院，和纽约的华文媒体就国宝银行和曼哈顿D.A.的这场战役、美国华人遭受到的文化和种族上的歧视、以及现在国宝银行和孙氏一家的情况做出了一番分享。

国宝银行与联邦政府这场拉锯战其实始于银行的贷款员余启斌Ken Yu，当时这位贷款员并为将Jie Chen和Ariel Chi夫妇的一笔支票存入银行，而是擅自拿走了这笔钱。此事败露后，国宝银行的管理层孙家很快便采取行动，不仅开除了Ken Yu，并向联邦银行监管机构报告，甚至请来外部调查机构来调查银行的贷款部门。然而，本来是受害者的他们，却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Cyrus Lance被予以184项指控起诉，成为了“被告”。

在影片中，观众看得到Cyrus Lance在新闻发布会上侃侃而谈一副起诉国宝银行是为了正义得到伸张的样子。而检方更是认为，国宝银行长期以来帮助其客户在房贷申请文书上造假，让无力偿还房贷的人拿到款项，促发美国房市泡沫持续膨胀，最终房市泡沫破碎房价下跌，导致了次贷危机。对于这样的指控，孙家并没有选择认罪做鱼肉为他人所刀俎，而是选择和政府对簿公堂。

这样的选择是勇敢地，因为选择背后困难的并不仅仅是参加一次次的庭审，准备一份份的材料，更是意味着国宝银行的资产要在拉锯战中被长期冻结，银行的诸多业务受到限制(新闻发布会上，孙启诚先生表示，由于资产冻结，任何金融机构当面对着这种刑事上的指控时都意味着很难脱逃“机构死亡”的命运……)；而更深层面的痛苦来自于心灵和精神，曾经是华埠骄傲的孙家，现在要面对mortgage fraud罪名带来的羞辱，走在Chinatown中间，他人对自己的眼光会否异样，而自己扎根社区为华人客户服务的声誉，又不知受到了多少的玷污。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对孙启诚的的小女儿来说更加严重，当时在曼哈顿检查办公室工作的她，因笃信司法公正而投入一腔热情于工作，但自己家案情的爆发让她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笃信的信仰，最终选择了辞职回家，同父亲和姐姐们站在同一战线打这场拉锯战。

检方与辨方在此案争论的焦点在于，国宝银行在房贷申请文件上造假，是否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并加剧了次贷危机。诚然，房利美规定不能用借款来付房贷首付，但在美华人移民买房的首付资金则往往要么来自于家里亲戚借的钱、或同乡会筹措到的钱，更有甚者是透过现金不报税的方式获得的隐形收入，在填报证明资金来源这个问题上往往应对尴尬，因此国宝银行贷款员采取的方法多数是将这些来源伪装成gift赠款。然而对于检方提出的“借来的钱是负债，表明贷款人仍然无力偿还”这一说法，国宝银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其一，华人和“老外”对于在亲属间借钱这件事情看法不同，中国人谁家需要一笔钱了，往往亲属责无旁贷地借出款项，而这种钱款本就模糊了“借款”和“赠款”的区别，很难称得上是“负债”；其二，即使是从所谓“同乡标会”处借来了一笔钱，因为同乡会往往不光能找到借款人本身，甚至连借款人在中国老家的亲人都能找到，而借款人无论是出于自己和家里的面子，亦或是安全考虑，都更是积极工作打拼；更何况，国宝银行显然比检方更加了解华人移民社区中，因为有种种不规则的运作方式，华人实际收入远高于给IRS呈递的税表上的收入，银行在批准一个贷款人贷款的请求时，往往其实比普通美国银行更“高级”地衡量了各种方面的因素，而做出了批准的审核。正因如此，辨方律师拿出了国宝银行0.36%滞欠率(default rate)的证据，这个百分比，可是远远低于6.6%的全国平均水平。即是说，即使国宝银行有存在违规房利美规定的一些行为，也绝不至于到构成刑事罪的程度。

检方提出的各项重大罪责，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傲慢，貌似“理性做出判断”的言辞背后，其实闪烁地是其不愿去了解华人社区的文化以及其特有的操作方式。孙家的三女儿Heather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种族上的歧视分为两种，一种是overt racism，一种则是covert racism，相比于明显的overt racism，假以理性去包装掩饰的covert racism才更危险，当Cyrus Lance祭出所谓权威和理性，道德和正义时，人们的观念很容易被其所控制，忘记去从弱者和少数族裔的角度来换位思考问题。而Steve James更是引用片中Cyrus Lance所言，“我们并不是因为国宝银行是一家华人银行才对它这么严格，即使是一家印度银行，或者南美的银行我们也都会如此处理”，表示Cyrus潜意识里的对少数族群的歧视。

如今，国宝银行的案件已经随时间流逝而悄然平息，然而再提此案时，发布会上孙家人仍然会偶尔眼含热泪。孙启诚的太太更是表示，自己现在和先生在弗罗里达养老，而当年自家案件某一检查官的岳父恰巧是孙先生网球双打的partner。对于自己先生给出的“事件已平息，我带着他赢得了比赛”的说法，孙太太表示自己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件事情就像一个深深的创口，每次揭开都意味着巨大的痛苦。

发布会后，我们采访了孙先生。问及现在国宝银行的业务如何时，孙先生表示，一切不可能瞬间复原，但重建工作正在国宝银行这个创伤之后重新站起来的机构体内发生着。“在我75岁时发生的这件事情，对我们做的于社区的服务是一个中断，这非常可惜，但发生就是发生了，要往前看，把不幸地转成好的，这是我的希望”。他又说道，“这件事情给我们所有在美华人了一个教育，那就是如果案子不赢，这样的歧视和欺辱会永远发生下去，但通过Steve James的纪录片，我们把这个影响扩大了，发生了一种社会效力。我希望有这种情形发生之后，我们中国人应当都开始参加选举投票，因为我们需要有政治上的力量，华人社区有力量，有政治话语权了，以后国宝银行这样的案件和受到的不公情况就会减少了。而我在我今后的日子里，将把我的力量主要投入于提高我们政治和文化话语权这项事业中。”

已入耄耋之年的孙老先生，在历经此事之后，不仅没有被击倒，反而更发想要替海外华人争取政治话语权，着实令笔者动容。又不免想，片中孙先生的四个女儿，优秀而坚韧，彼此扶持着打赢了这场和政府对簿公堂的仗，现在眼观孙老先生，确实能想见他四个女儿义无反顾的执着坚忍劲儿是从哪里而来。

对于国宝银行来说，“small enough to jail”如同凤凰重生经历的浴火。而对于广大在美华人来说，我们除了观看此片，也许更加需要的，是团结起来，用每一张选票来捍卫自己的权力；用每次对不公正事件的发声来减少不公事件未来的发生。正如孙老先生最后说的，“希腊有位哲学家说过，如果我们不去参与政治，我们就会永远被迫受人管制。” 愿每个海外华人都可以行动起来，让类似于国宝银行一案的事情，未来不再于华人社区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