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探索编辑部

文 / Annihi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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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轻易地以“伪纪录片”来定义《宇宙探索编辑部》（2021）之前，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汉语词汇背后的两个稍有关联但界限分明的电影类型概念，即残存影像电影（Found Footage film）和恶搞纪录片（Mockumentary）：前者流行于恐怖片领域，其特色是将影像伪装成主角手中拿着的拍摄工具所纪录下来的素材；后者是讽刺喜剧的衍生形式，通常仿照纪录片或电视新闻片的格式来讲述一些虚构之事。

考虑到导演孔大山最早便是以一部典型的恶搞纪录片《法制未来时》（2015）引发了公众的注意，我们也许会下意识地认定他的这部备受期待的长片首作《宇宙探索编辑部》也属于同一个范畴；尤其是，这部电影的主线——落魄的科幻杂志编辑一心寻找外星人——看起来也是一个十分适合以恶搞纪录片的体裁来演绎的荒诞喜剧故事。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残存影像电影和恶搞纪录片的区别是什么？不同的情绪导向（幽默/恐怖）是结果层面的差异，而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同样作为“伪纪录片”，在对“真实的纪录片”的模仿上存在侧重点和目的的不同。

恶搞纪录片的内容往往十足违背常识（如《法制未来时》中“文艺片闷死人”事件，又如《西力传》（Zelig, 1983）中的“变色龙”男主角），观众一眼便能辨认出其纯然的虚构性；在此基础之上，电影对纪录片（Documentary）格式——素材编排、画外音、采访——的模仿，非但不是要重新为电影情节赋予真实性，而恰恰是要作为一种过分严肃的叙述语气，来进一步反衬其叙述内容的荒诞。正是在形式与内容的巨大反差之下，讽刺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强化，幽默也油然而生。

法制未来时，2015

但残存影像电影中，这种反差的张力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与内容的一次完美合谋：电影的内容是某个声称的“真实事件”，而形式上则通过种种手段——手持摄影、粗糙的影像介质（DV、低清摄影机、手机）、自然主义表演、跳切——伪装成这一事件目击者留下的一手影像记录，即残存影像（Found Footage）。

一言以蔽之：恶搞纪录片的“伪纪录”是一种戏仿，其目的是反衬内容的荒诞性；残存影像电影的“伪纪录”则是一种拟真，其目的是佐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悖论就在于，尽管它是一部荒诞喜剧，但其形式和内容的反差却从未真正存在过，因此它的核心意图并非戏仿成一部纪录片，而是拟真为一个真实事件。

自开场的一系列90年代电视节目的影像起，《宇宙探索编辑部》就被其伪纪录形式置于了一个“以假乱真”的现实之中；这个电视节目看起来像《法制未来时》中的恶搞纪录片式的戏仿手法的延伸，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无视它与宇航服桥段的交叉剪辑的话，那么这段电视节目影像本身毫无幽默之处，只是作为虚构的档案影像——残存影像电影的标准手法——来介绍主人公的前史，为电影正片极力维持的真实感做出初次背书。接下来，电影在其前三章中向我们介绍了一个落魄中年男人的生活和工作，一个行将倒闭的编辑部的艰难的日常运转，以及一场冲动的调查之旅，期间，摄影、剪辑、布景和表演层面花招尽出，诱惑着观众去相信镜头下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样一个形式与内容合谋虚构的真实语境之中，幽默并不来自媒介层次的反差，而完全采用最传统的剧情喜剧电影的逻辑。如果说恶搞纪录片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宇宙探索编辑部》充其量不过是拍了一些“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人物”；前者使我们察觉到电影本身的荒谬和虚构，而后者——在其贯穿始终的真实叙述语气下——只会让我们觉得人物十分愚蠢、疯癫，而电影的喜剧性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人物的嘲笑上，如那个煞有介事地展示假外星人的农民，又或者一直嘟囔一些民科话术的老唐。

随着剧情逐渐进展至后半部分，电影给出了许多现实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并没有像恶搞纪录片中的违背常识之事一样撕开形式与内容的裂缝；相反，正如电影在主题上对虔信主义的激赏，孔大山试图用形式的欺骗性来让观众与人物一同相信这些现象。即便麻雀、驴、骨头等符号滑稽到有些露骨，但它们所带来一点点间离效果依然无法撼动电影引导观众代入的这一真实语境，更无法阻止电影最终滑入那个封闭而确定的结局之中。于是，《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种种所谓“魔幻现实”的事物，其实和另一些残存影像电影中的虚构设定——如鬼神、怪物——并无区别；后者从现实的眼光看也往往是不可能存在之物，但它们的存在却不是为了揭露自身的荒诞，而恰恰是要让人们相信它们的真实。换言之，它们并非“不可信的荒诞之事”，而是“可信的幻想奇观”。

由此而观，恶搞纪录片是一种自我戳穿、自我解构的后现代体裁，而拾得影像电影则回退至一种电影的腐朽传统——不择手段地追求“真实感”；这也就是说，即便它们无法让观众在理性层面信以为真，至少也要让观众在观感层面忘记其虚构性。这就是为什么残存影像电影大多是恐怖片，或至少也是《科洛弗档案》（Cloverfield, 2008）或《第九区》（District 9, 2009）那样的灾难片或科幻片，因为这些类型片最需要观众“沉浸”于真实的幻觉之中，以便最大程度上发挥其类型奇观的震慑效果。日食和山洞两段作为《宇宙探索编辑部》唯一可称得上是有趣的部分，便是大量借用了残存影像恐怖片的类型手法。

但是，残存影像电影的真实语境不仅建立在形式和内容的合谋欺骗之上，而且其自身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常常出现的视点问题——究竟是谁在拍摄？为什么要拍摄？《宇宙探索编辑部》完全回避了这一问题；摄影机背后的人从未作为实体出现在剧情中，就连采访段落的提问者声音都在跳切中被隐去。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几乎万能的摄影机，它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记录下最需要被观众看见的对话和动作……至于更晃的镜头、更频繁的跳切、更混乱的机位，这些如果真的能被视为“真实”的视觉符号，那也不过是近二十年来泛滥的影像媒介对我们的知觉系统的污染而已。

当电影努力向“看起来像真实的东西”逼近，选择利用观众的错觉和思维惯性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时，它同时也阉割了自己在虚构层面的创造力。如果我们将这一创造力具体化为场面调度，那么可以说，绝大多数伪纪录片在这一层面上都极度懒惰而不思进取（沙马兰的《探访惊魂》（The Visit, 2015）是少数例外之一）。《宇宙探索编辑部》是其中尤其糟糕的一例：无论它在场景的既视感上有多让人想起毕赣的《路边野餐》（2015），它都不能、也不敢拥有前者中为人称道的长镜头和时空戏法——因为在这里，几乎所有手法都只为一个目的而存在，那就是更好地伪装成残存影像，而电影越是接近自己的目的，影像就越是空洞、混乱、丑陋、贫瘠，就像任何人手机里的一段胡乱拍摄的视频一样，也许真实，但并非电影。

同时，作为一部尝试以虚构的真实取代诚实的虚构的伪纪录片，《宇宙探索编辑部》对其所试图关涉的诸多现实问题也是不负责的，它们仅仅作为背景板和插入元素，以维持真实语境的稳固：精神病人、抑郁症、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叙事……身为顶流大导的郭帆蹲在地上抽烟装穷，已足见创作者的自我感动；但是影片后半段大量的农村实景——它们本应是这部“伪纪录片”中难得的真实——与老唐屋内的那种虚假的“现实主义”打光（客厅的绿光与厨房的黄光）间的深深割裂，却是多少自我感动都无法轻易弥合的。电影中最强烈、但并不幽默的一组反差在这里不自觉地暴露了出来：电影安排农民们争先恐后地声称看到了一个虚构的超自然现象，但自己却对真实的贫困现象视而不见。

比起追问“宇宙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无聊的科幻存在主义“终极问题”，《宇宙探索编辑部》所面临的更紧迫的问题是“纪录和虚构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如电影的结尾一样拿宇宙星辰=基因序列之类的鸡汤式比喻来搪塞。在恶搞纪录片自我解构的讽刺语境与残存影像电影自我欺骗的真实语境之间，孔大山的折中显然是下下之策；但我们难道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纪实虚构电影（Docufiction）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一方面尝试捕捉现实的面目，另一方面也并不畏惧向其中添加虚构元素。伪纪录片将纪录和虚构视为两种界限分明的格式，试图以一个仿造另一个；而纪实虚构电影则将它们视为获取真实的不同手段，二者可以流动、交融，因为重要的并不是格式和它们带来的语境的真实与否——这些都不过是类型学的惯性思维的产物——而是镜头究竟揭露出了何种真实、电影究竟能让观众领悟到何种真实。克拉莫的《美国一号公路》（Route One/USA, 1989）借着虚构角色的视线和评论描绘出了贯穿庞大土地的真实脉络，阿巴斯的《特写》（کلوزآپb，1990）在对真实事件的虚构搬演中揭开了人物一面与社会一角，阿克曼的《来自东方》（D'Est, 1993）在虚构的强力摆拍之中捕捉到了异国纷涌的真实……例子还有很多。也许最好的例子可以追溯回电影刚刚诞生的时代，卢米埃尔的那些小短片已是纪实虚构电影的某种原型：它们中的大多数是摆拍，但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没有什么比它们更清晰地记录下了世界之真实，这真实也许就蕴含在一只黑猫闪亮的毛发的物质性之中。

La Petite fille et son chat, 1899

归根结底，虚构之物不会因为处于真实的语境中而变得真实，真实之物也不会因为来自虚构的手段而变得虚构；即便《宇宙探索编辑部》真的成为一部技艺精湛的伪纪录片（它现在还远远不是），也只会更加使其远离真正的好电影，因为电影的意义不是要伪装成真实，而恰恰是要揭开真实的伪装。

评分表

*四星制评分，最高★★★★，×代表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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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翻译 | 作为战争机器的迷影

长评 | 类型逻辑与和解叙事

长评 | 为《天气之子》一辩

《宇宙探索编辑部》为我们呈现了科幻片的另一种终极形态，不同于倾向于描摹星球，科技，闪着银白色光泽的飞船的科幻影片，本片则将是以全然乡土化的口吻去讲述了一场对宇宙奥秘的追逐。

“科幻”的元素在影片中被极大削弱以至于本片更像是某种伪纪录片形式的公路电影，甚至时不时让人以为会瞬间走入民俗恐怖的窠臼之中，但好在影片最后升华的奇点依旧是宇宙，而将所有情绪收束到生命与亲情大概也是本片导演为这部作品给出的部分答案或是注脚。

以“生命与爱”终结本片让人些微遗憾，但毫无疑问的是本片所呈现出的这场中式的西行之旅已足够精彩，而手持摄影所提供的沉浸感，固然缺少其合理性，但也让本片拥有了足够迷人的气质。

孙一通应该是孙悟空，而且奇怪的是他住的那个村子里只有他姓孙，其他人都姓徐老唐应该就是代表唐僧。那个总是骂骂咧咧的阿姨应该是代表猪八戒。孙一通是低保户，但是他家里的电视是液晶的，应该很贵，他买不起的。。。在宇宙编辑部里那个HelloKitty娃娃，应该象征着老唐的女儿，因为它在那个陈旧的办公室里是那么突兀。老唐中途拿到了那根会变长的棍子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啊啊啊啊啊。然后那个带红帽子的陨石猎人，像观音一样，莲花座变成了奇怪的卡通车。我不知道陨石猎人是不是外星人。电影的结尾，老唐像唐僧一样在婚礼上，在村庄里“讲经布道”。这部电影不单单讲了民科的尴尬与窘迫，进一步升华到了他们说的可能是真的，他们探求的东西可能是存在的。人存在在宇宙中的意义是什么。老唐最后一个人走进深山，真的让我很痛苦，人竟然这么孤独。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接近外星人，真的是个非常大的震撼，我觉得比很多电影拍的都要好，谢谢导演

观影的全过程都令我极度不适。

第一重不适是最为浅层的不适，为了营造纪录片的真实感，全片镜头都在非常剧烈的晃动，伴随着快速的剪辑，对于一个重度晕动症患者，几次都差点吐在影院。很少有片子能字面意义上实现难看二字。这部作品做到了，而且很多晃动有些太过于任性而没有意义，简直是对观众无情的拷打与鞭挞。

第二重不适则是来自一种耍无赖一般的故作深沉。给超自然现象配上诗，很多人看到了一个三十年如一日的浪漫主义。而我则看到了一个口口声声要从事宇宙探索的人，三十年来，不学习基础理论，不读文献钻研，每天想着捕风捉影，搞个大新闻，妻离子散之后，更加偏执，最后得见显灵仪式，一方面感念心诚则灵，顶礼膜拜，一方面仰观宇宙之大，知一死生为虚诞，想开了。

第三重不适是对狂热鼓吹的抵触。纵观整部电影的叙事，通篇都在从侧面鼓励一种迷信。什么是迷信？就是对那些“听人说”，“好像是”的全心全意的笃定，就是对未知事物的盲目崇拜。诗也好，科幻也罢，乃至现在的机器学习算法，只要是个意义不明的黑盒，都能够滋生迷信。这不是打着科学两个字的旗号就能被豁免的，有兴趣的可以搜搜科学教。

第四重不适则来自全网铺天盖地的吹捧。是那种你周围所有人都说好，你喜欢的up主，大V，KOL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整个世界都几近崩塌的排山倒海的舆论气势，真的让人有些怀疑人生。

用海源的话，心诚则灵是一句特别无赖的话，灵了是你厉害，不灵是因我心不诚。我只想对每一个觉得这片不好看的人说，请相信自己的审美，不是你没get到。

（文/杨时旸）

是那种微妙的冲突感成就了《宇宙探索编辑部》，它在类型上难以分类，或者说是拒绝、不屑于分类，当然，这拒绝和不屑并不是故意的姿态，而是下意识的结果，它混沌又浑浊，偏执却清澈，犹如它所叙述这个故事本身，也犹如这个故事背后的生活本身——不可提炼段落大意，不为阐明中心思想。如今，我们院线里能看到的大多数电影都被规训得过于明晰了，针对哪些观众，切中哪种情绪，用几个关键词必须概况出这电影要表达的一切，似乎只要这样，才能争夺到观众那稍纵即逝的好奇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宇宙探索编辑部》显得太珍贵了，它有一种朴拙的原始感，懒得打扮成要迎合谁的样子。

它的气质永远在切换，当它展现出一种特质，就瞬间转向自己的反面，比如，它幽默，但很快就泄露出严肃的底色；它天真，旋即又在展演一切熟透后的悲凉；它处处有刺，但时刻治愈；它在很多时刻都有意想不到的温柔，但持续不了太久就又露出遍布各处的伤口；它纯真又残忍；它黑色又透明……这无止境的矛盾与悖反是这故事最大的魅力。就像这故事里的人，表现出一面，隐藏着另一面。

《宇宙探索编辑部》看起来是一个关于被遗忘和遗漏的故事，一本曾经红极一时的杂志，一个执着于UFO的男人，被时代遗忘，被时间遗漏，世界大步向前，唐志军从宠儿变成弃儿。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贫穷、执拗、神经质、保持着一种做作的礼貌以维系并不存在的尊严，但实际上这些不过是表面的、社会性的悲剧性，那潜藏的、精神性的悲剧性其实另有出处。这个关于一本没落杂志和失败编辑的故事不过是个壳子与伪装，盛放的其实是一段类似于《海边的曼彻斯特》般的痛失与救赎。它的一条线索在外部跳跃、打转，直直通向某种荒诞和戏谑，唐志军一行几人追踪着外星人，遭遇骗子，受尽羞辱，而另一条线则步步为营、一直向内部和深处钻探，一点点抵达唐志军避而不谈的内容、他内心的深渊。你看，这不过就是个“在路上”的标准模型，用上路推进故事向前延伸，与此同时再推进精神向内拷问。这形式根本算不得新鲜，但用得却如此巧妙。它巧妙的根基在于它的一切都是可信的，90年代的飞碟热，电视上雪花点里传来的信号，那男孩头上倒扣着的锅，一切都能从记忆和历史深处找到真实来源，还有那高楼大厦间残存的院子，像化石和琥珀留住旧日的影子，有时像个静谧的梦境，而有时也像个哄堂的笑话。而从这些可信的细节里生长出的一切又义无反顾地指向了决绝的乖谬。它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用胡言乱语诉说真理，在插科打诨里泄露天机。

是的，《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独特性就在于这样的矛盾、撕扯。在技术上，它的故事顺理成章，都是时间顺序的起承转合，即便间杂幻觉、梦境、诗意，甚至超现实，但一切依然被框定在本分地叙事线索之内，换句话说，它通俗得不能再通俗；而同时，它又如此大张旗鼓地展现作者性，那些大段的诗，不可信的记述，无法连缀的时间线，不可解释的景象，不可捉摸的因果，这些又自我得不能再自我。奇妙的是，这个本分的故事与恣意又放肆的表达之间竟然互不打扰，甚至彼此加固，达成了某种极其微妙的比例。向左一点，它会落入俗套的窠臼，向右一点，它会变成另一种毕赣式的呓语。但《宇宙探索编辑部》平稳地走在了一条奇妙的相切线上。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信仰是魔幻主义的，如果这是一盘棋局，起势的第一手是本分的，走着走着却处处都是神妙的招。就像男主角唐志军路上带着的土豆和采摘的蘑菇，用前者保持体力，用后者负责起飞。这故事怀着巨大的悲悯，耐心地在地面上稳步前行，继而慢慢飞升，最终导向一次巨大的核爆般的坍塌。

看到一半就能知道，这几个角色都是隐藏着伤口的人。缺少父爱的女孩，失去女儿的男人，一个孤独的、依赖酒精的结巴男孩，始终陪伴在唐志军身边的女人——一个精神性的家庭，几个人踏上一次目的奇异的逍遥游，进入一场疏解自我的历险记，那些啼笑皆非背后四处可闻窃窃私语的悲伤，脱口而出的抱怨背后都是欲言又止的爱。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后半段变得愈发自由又暧昧，那些广播站里念诵的诗歌像惊鸿一瞥又像AI生成，那落满麻雀的石狮子，那慈悲低眉的菩萨像，那暗下的天，那成群的鸟……既遍地粗糙又神性一显。你说那一切都是梦境，都是幻觉，都是混乱大脑的分泌物，都是绝望内心的包装纸，当然也可以，但你说一切真的发生过，是显灵、是降临，是神向你伸出手臂，是外星人与你默默对视，当然也可以。其实，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这真的有界限吗？唐志军走进精神病院做那场讲座的时候不是说了吗，精神病是一种标签和符号，是啊，任何界限与规定都是一套规训话语，精神病可以是一种保护、是一种拯救。所以，这故事是镇魂诗，是叫魂散，是安魂丹，是唐志军本人的宣泄，歉意，是表面平静下的内心雷鸣，是外表干净下的遍体鳞伤。

一切到最后都是明了的，这故事里的人都被困住，唐志军看起来被奔跑的时代落下，困于时间的缝隙里，但实际上他不过是困在自己给自己打造的牢笼里，用外星人和UFO作为栅栏和锁头，用最荒诞的这一切当做刃和刺，只有这样才能屏蔽最多的人，且无需做出解释。所以，他是冷漠吗？是冷酷吗？不是的，他口中恨恨说起的不理解、不原谅是指向自戕的女儿吗？其实都是指向他自己。

《宇宙探索编辑部》同时具备反讽和柔情，粗糙和细腻，小心翼翼的温度和铺天盖地的悲凉……这电影里不只是那几个主角贡献了出色的演技，所有一闪而过的群演和雾霾与尘土背后的城市和乡村都让整个故事质感极其饱满，这些扎实真切的东西配合着新闻纪录片般的视角衬托起巨大的荒诞与虚无，而荒诞和虚无又萃取出透明的神性。它充满花腔却无比朴素，克制又放肆，沉郁又飞升。它始终稳定地走在一条相切线上，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作者性和商业感的相切线，更重要的是一种诗性与世俗，神性超越和肉身温度之间的相切线，这条线或许就是那个独特的位置——可以召唤神明、可以与外星人对话，或者说，可以让我们飞升到半空俯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困境，也相信自己的超越。

新书《人偶》上市

新书《人偶》上市

(作者半斤——展世邦，原文发表于公众号“半斤八两抡电影”)

一九八零年代，民间兴起外星生命探索热潮，很多人以自己的方式捕捉UFO的痕迹，声称能与地外生命交流者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另有一股隐秘在公众视线背后的热潮也在民间萌发，碰撞出星火，那是诗歌的年代。一九八零年，随着《今天》被迫停刊，以及多股诗歌派别和风格的崛起，中国的诗歌创作与交流，在民间焕发出野蛮生长的力量，“新诗潮”标志着中国现代诗内生出了纯文学的属性。

这也是全片唯一的失实之处，出于对院线观众的不信任，唐志军似乎必须要有个情感模型才能被理解，女儿的临终短信、墙面上的身高成长痕迹都是“存在”的能指，可惜其所指并未落在诗的言语上，唐老师的女儿到底没能来一回。这就和影片衔接过紧的配乐，以及没能抛弃的萝卜一样，都只是渲染情绪的飞碟。骑上驴背的一刻，我一直在期待着唐志军把萝卜扔掉，可惜，直到下驴都攥在手里，萝卜是被水冲走的。没有萝卜的驴，就像没有女儿的唐志军，也就是没有主动思考能力的观众，我们都活在《春节序曲》的忧伤自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