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四个

看死君：第3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即将落下帷幕，国内影迷对华语片能否最终斩获大奖一直非常关注，毕竟今年的评审团主席是人人都爱的伊莎贝尔·于佩尔。

纵观入围本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华语片，有阮凤仪导演的《美国女孩》，还有大飞导演《异乡来客》，这两部都入围了本届电影节的亚洲未来单元。

而在最受瞩目的主竞赛单元，则有一部非常耀眼的华语片，便是年仅24岁的国内新人导演久美成列的第一部长片《一个和四个》，在东京首映后便收获不少好评。由此，他也成为史上提名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年轻的中国导演。

影片《一个和四个》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青藏高原的荒诞故事。暴风雪即将来临，护林员的木屋闯入三名不速之客，他由此被卷进一件真相不明的盗猎案件中。

导演用这样一个罗生门式的寓言，深刻地探讨了人性。极致的镜头语言，荒诞的黑色故事，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与思考。近日，我们有幸采访到久美成列导演，让他分享一下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

独家专访久美成列导演

电影《一个和四个》背后的故事

采访| 皮皮丘

看死君：导演好，第一次拍摄电影长片《一个和四个》，并顺利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整体感受如何？

久美成列：还是挺惊喜的，这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磨合、精心筹备的，到现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挺开心的，觉得我们没有白白付出。

看死君：从筹备到拍摄持续了多长时间？

久美成列：到现在为止，应该有三年半的时间，但是中间还经历过一次疫情，停机了一次。

看死君：当初为何会选择江洋才让的短篇小说进行改编？这故事有哪里吸引到你？

久美成列：当时是一个朋友推荐，看到这篇小说时，觉得它的结构很有意思，是发生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的故事。江洋才让老师把这篇小说写得非常有意境，他不仅把木屋里面人和人之间紧张对峙的关系写得很好看，同时跟外面大雪纷飞的环境结合得也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发展成类型片的可能性，同时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作者表达，就很想拍出来。

久美成列导演

看死君：很多人看完后，觉得有点像玩“狼人杀”的感觉。

久美成列：对，有一点。

看死君：影片讨论更多的似乎是关于人性，而非故事本身。

久美成列：对，因为我觉得关于谁是盗猎分子、谁是警察，并非这部电影要探讨的，它不是讲一个真相的东西，而是讲人在为了生存的一种极致的状态下，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性最为复杂的一面。比如说要去欺骗别人，要去获得别人的信任，都是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目的，这种是我想呈现的。

看死君：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往往都需要取舍，这方面导演在创作时做出了哪些调整呢？

久美成列：因为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体量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它描写得非常精悍，更多的是主人公护林员的心理描写。在改编时，我们就不断去扩充它的容量，比如将每一个人的闪回发展成一个段落，比如从木屋这个单一空间跳脱到户外，在空间上给它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就是不断地去丰富每一个人物，赋予他们来到这个木屋的必然动机。同时，就是将他们这种处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意志做到极致。再就是添加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时钟和藏历的设计，就是想有一些荒诞和诡异的元素成分，这对气氛的渲染也有效果。

看死君：影片中有很多蛮灵光的巧妙设计，比如那头鹿打开门的瞬间，让我觉得挺惊艳。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一个“罗生门式的寓言”，您自己怎么看？

久美成列：对，确实是罗生门式的寓言。

看死君：每一个人物都各执一词，让大家觉得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

久美成列：这个故事本身，就有一个“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在里面，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讲述自己的事情，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私心和目的。

而其实在讲人性的这一方面跟《罗生门》也挺像的，不光是叙事结构。我喜欢把这个故事说成是一个寓言，因为关于“一个和四个”，那“一个”我所指的并不是护林员，而是那头鹿。那头鹿它所代表的一个与人类不同的世界，是非常未知的。

在我看来，人们都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太在意自我生存的强烈目的性。这跟未知的世界相比起来，我觉得就很渺小，也很卑微，所以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寓言。

看死君：影片的拍摄地点是在哪里？拍摄条件挺艰苦吧？

久美成列：青海省祁连县的冰沟原始森林。对，特别艰苦。

看死君：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比较难以克服的困难？

久美成列：最大的困难就是遭遇了疫情的冲击。拍摄方面倒没有特别大的困难，主要是创作以外的东西给的那种压力，这方面的阻力挺大的。

看死君：具体哪方面的压力比较大？

久美成列：比如说融资，因为我也是一个新导演，去融资就会很困难，再加上疫情给整个电影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就是找钱更困难了。

看死君：音效是影片中的一大亮点，可以说说音效方面是如何跟李丹枫老师沟通合作的吗？

久美成列：这个故事他当时看完后很喜欢，同时因为片中人物比较少，所以那种情绪性的东西就能充分凸显出来。我们就觉得，这部电影如果能把声音处理得特别好的话，会让整个感觉特别加分。比如一些小细节，像壶嘴冒烟发出滋滋的声音。

看死君：就和人物的情绪勾稽在了一起。

久美成列：对，其次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电影要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沉浸感。我们希望角色们所说的台词都能有很强的贴面感，就好像是在你的耳边跟你说话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每个角色的台词又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录。

看死君：跟几位演员的合作可以谈谈吗？比如金巴和王铮。金巴跟万玛才旦导演也一直都有在合作，这次您也找到了他。

久美成列：我挺开心能跟他们合作，因为金巴的表演我一直都很喜欢；而且他这个人，我跟他也是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完全把自己扔到一个情境里的演员。他接到剧本也挺开心的，因为跟他之前的人物不太一样。他之前都是非常强悍的硬汉型角色，这次要演一个懦弱的、分不清真假的、很犹豫的这样一个角色，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金巴很快能进入人物状态，但因为我是新人导演，我第一次拍长片，对于一些细节的追求有时甚至有点过，比如说，我们每条基本得拍个15遍才行，最多的时候拍到了30多条。

这样会让他们感到一些不舒适，有次喝酒时，金巴跟我聊天说，他觉得重复太多遍后，他自己的表演就变得机械化，就没有很强的灵动性和体验感去表演。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包括疫情停机的时候，我再去看素材，我就发现我追求的那些细节的确有时候不是最关键的东西，我把它看得太重了，反而影响到演员的一些情绪状态。

第二次开拍的时候，我就尽可能地去抓最重要的东西，给演员最舒服的表演状态，比如拍四五条我就觉得ok了。我感觉我们的磨合已经达到了一个特别舒服的时候，对整个拍摄氛围和进度等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跟他们的这次密切合作，的确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王铮的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给大家看完剧本、准备要定他的时候，我还没有见过他本人，是制片人王磊去见的他。我就看他的形象，包括他给我录的一段小视频，就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大个子，很硬汉，他也非常想演这个角色。

直到开机前十五天的时候，他还给我写了一篇长文，他把自己代入成大个子的那个角色，然后用第一人称视角，给我从头到尾解析了一下这个人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给我特别大的震撼，我就觉得他特别敬业。

虽然说这是每一个演员都应该去做的，但是好像放在今天来看，他的这个行为就特别珍贵。他也是完全把自己抛到那个环境里面，从开拍一直到结束，他那个戏服就没有换过，每天无时无刻不在穿着，有他的戏或者没他的戏都一样。

看死君：您父亲万玛才旦导演担任本片的制片人，他对您在创作上有哪些帮助？

久美成列：作为制片人的角度，就是给我这样一个新人导演搭建非常好的班子，帮我找到很多非常有经验的前辈，比如说摄影指导吕松野老师、音效老师李丹枫，等等。

其次，就是在文本方面给了我挺大帮助。比如说，疫情期间去参加一些创投，当时也有些评委说里面的人物不够饱满、不够立体，然后我们就去想怎么丰富这些人物。

后来他就给了我一些意见，增加情节方面的设计，希望更能把角色的复杂性表现出来。比如护林员和大个子在林中救助被兽夹夹住的鹿，又因为极度饥饿而打兔子，呼应后来他们在木屋中吃兔肉的情节。台词的处理也给我提了很多有效意见；还有对道具的把关，因为要做出年代感，容易有细节错误。

万玛才旦导演

看死君：影片中有很多面部特写镜头，可以谈谈镜头方面的设计吗？以及你是如何跟摄影师吕松野老师沟通的？

久美成列：影像方面这么处理，主要是跟这故事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它是有一点寓言性质的，有一点超脱现实的风格。所以，我希望在影像上也能做得非常规一些，比如把每一个人物的脸拍得很近，甚至有一点畸形，有一点奇怪，从而去凸显他们的那种心理状态。

我也是希望能带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就是让他们从毛孔、从任何一种细节去真正地感受到电影中的人物状态 ，从而走进到这个木屋里面，去真正感受到他们每个人的小心思，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们跟对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看死君：导演平时喜欢的导演有哪些？可以分享一下。

久美成列：喜欢的导演还是挺多的，我喜欢伯格曼、库斯图里卡、金基德，喜欢洪常秀，也喜欢奉俊昊。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在自己的领域里，不管是文艺片也好，或者类型片也好，我觉得他们都做到了极致。这是我特别敬佩的，比如说，洪常秀他会把人物的情感关系挖得特别特别深。

看死君：第一部电影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在创作上自然也是很大的鼓舞。目前有第二部长片的构想了吗？

久美成列：有，是一个类型片，也是有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反思，就是跟当下城市里人的精神生活有关系的一个黑色喜剧。

导演久美成列

采访|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是《一个和四个》的主要问题，也是类型片里常见的，善与恶，警察与坏人的影像游戏。直接翻译下，它就是一个生与死，存在与毁灭的悬念问题。观众也乐意在头脑里，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雪。有时候，像科恩兄弟，在开头加上“改编自一则真实故事”，效果更佳。

然而，《一个和四个》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这样一道选择，在我看来，它牵扯到另外一项，更严峻的问题选择。

一度，许多人会觉得久美成列的导演之路，顺风顺水。从青海，到东京映画祭，到亚洲电影大奖，《一个和四个》走了很远的路，绕上很大一个圈，拿了不少奖……无论如何，再大的圈，始终是圈。圈，是圆满，圆满就是圆满。

不料，即是半年间，亦发生许多事。如今上映，再看大家脑海想象的圈与圆。也许，雪地上的轨迹与线条，没能始末相连。线，也没有顺着既定方向，走弧线，而是向下坠落……最后有公映，这一个点，一部电影的终点。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问号。问号，是维系电影紧张感的悬念，也是长片首作导演的真实困境。从哪来，去哪里，下一程路线，终点未知。

《河边的错误》中，遮遮掩掩，虚上又虚的劲头，无非还是我公安不能是杀人越货的坏人，不可以犯明显的，刑法和道德的错。它带有类型片元素，实际上又是在反类型。而《一个和四个》从开拍到物料宣传，呈现的都是一个类型片，硬核、粗粝、凛冽，天寒地冻的西部高地。人物生猛，脏污，带血。警察还是歹人，点指兵兵，身份未知，命运未卜。

如一定要从角色入手，《一个和四个》的人物，往往只有神情、台词、动作，而没有笔墨，去建立具体角色的人物关系，即左右人物性格的悬丝与提线，比如渲染警察同仁的友情，表现盗猎分子的奸诈协作之类。正因观众无从知道警察认识谁，歹人更不会将秘密全盘托出，倒不如以类型片人物来写：警察做好事，会牺牲。坏人会伪装，落法网。

身份，是电影最重要的点，硬壳与果肉里的核。电影不太离开那座护林小屋，更渲染走不出森林，一股暴雪将至的灭顶意味。四个人，都处在迷路的状态，又刚好在护林小屋相遇。这时候，有几样东西的存在，就特有意思，如巡林日志的笔记实录，它象征着所见（看）、所记（写）、所得（读）。护林员桑杰是唯一暴露了脆弱内在的人物，他充当人类的和平视角，是卷入者，也是旁观者，更是调停者，貌似软弱，居于观众的位置。桑杰人在森林与小屋，心在村子与家庭。他不想在这里，只能把自己灌醉。出于职守，他又不得不在这里，摆脱不了“人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的存在主义窘境——一个类似于电影院观众的人性角色。

门被敲打，推开的那一刻。出场的几个人物，都要迅速获取他的信任，然而，他最终还是变成了人质，与被斩掉双角的鹿，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鹿作为生灵，也作为受害者，充当了逾越人类存在，介入的一个更高自然视角。它受到伤害，但永远都在。

其他几人，则都需要掩饰面相。作为主角，观众相信了护林员桑杰绝对没有问题，他瑟缩于内心。可是，警察的到来，并不等于正义裁决的到来。一是鹿死谁手未可知，一是他作为闯入者到来，他本人也并不清楚，护林员是否变节，乃至于跟盗猎分子是一伙的。

传统电影里，观众不该建立起对坏人的情感信任，否则一旦有了深刻共情——坏人当然也有老婆孩子乃至巴士上遇见的小学同学，以免在最终大清算来临之际，表现坏人之死的干脆或痛苦，都会遭遇人性悖论和剧作矛盾。所以，坏人一向在电影活得简单，跋扈之简单，嚣张之简单，残暴之简单，又死得干脆。俗烂不堪的类型片，尤其擅长让他们在高光处（临死前）说出来最长、最可笑的一段台词，衬托主人公的事后凛然。

为了导向干净利落的结局，《一个和四个》的牌面，掩藏到了最后一刻，完全不去轻易提示和交代，谁是警察，谁是坏人。至少在我看的电影节版本，它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再到院线版的小个子字幕，最后站位对峙的剑拔弩张中，一名观众更关注的，只会是血脉偾张的对手台词，以及走位要挟的情绪氛围，而无法从那个空间里，以留意和辨识体型。大与小，是尘埃落定，另外一样参照依据（事实上，绰号脱自江洋才让短篇小说原著）。而有枪和没枪，救谁还是打哪，才是传统类型片的硬道理。

正如关于悬念的故事，必然有陷阱，迷藏，会兜转、绕路。《一个和四个》讲的善恶难辨，就是一个看不见的致命圈套。当观众意识到线索拉紧，林中小屋杀机迸发，你已经脖颈上束，四肢被缚。结尾一行字，可能会导致不少人迷糊，至少同在那个屋中，他们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困兽之斗。就好比，堕入歧途的，何尝不可以是一个前警察呢（或如诗云：我亦不复受身为我）。

森林警察与盗猎故事的故事，影迷观众不免要溯回二十年前的《可可西里》。从多布杰饰演的角色，到《一个和四个》的身份难辨，电影还埋设了更重要的一个文化/语言的差别，听不懂藏语的闯入者，出卖灵魂与继续牺牲的藏地人。换言之，警察抓坏人的类型故事，是可以像藏戏故事那样，重复搬演，也是一串通行于电影史的省略号。而那个消失不去的问号，是久美成列会否继续走类型片之路，是选择走出藏地，还是会去重新发现故乡？这般奇怪的问题，就像是在追问年轻的导演，你是选择四个，还是选择那一个。

是个问题

首发：北青艺评 原标题：《一个和四个》：极致影像打造的藏地“狼人杀”

青年导演久美成列执导的长片首作《一个和四个》自2021年亮相东京国际电影节以来，陆续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节展活动上斩获多个奖项，受到广泛关注。影片改编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同名短篇小说，整体风格完全不同于此前的藏地新浪潮作品，没有缓缓流动的长镜头，没有藏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取而代之的是面部特写、镜头快切，以及“贴面式”音效带来的紧张情绪。导演久美成列以类型化手法为藏地电影带来了全新突破，也为藏地影片进军主流市场迈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

一头鹿，四个人

影片以发生在藏地林区的盗猎案为核心，围绕一个护林员、一个公安、一个盗猎者和一个接头人展开，除金巴饰演的护林员外，剩下三人的身份孰真孰假，成为推动故事的“麦高芬”。

从内容来看，影片颇具昆汀《八恶人》的气质。大雪、密林、猎枪、一间封闭的木屋、四个彼此怀疑的人、对峙与荒诞皆置于其中。在原著小说里，故事全部发生在护林员居住的木屋内，电影则利用影像拓展了文本的外延，利用闪回和室外戏份呈现出不同的叙述视角，每个人物各执一词，使事件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这一表现形式让人迅速联想到黑泽明的经典作品《罗生门》，导演久美成列也认同“故事本身就有一个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带着各自的私心和目的”。

片名中的“四个”指代屋内剑拔弩张的人，“一个”代表屋外的鹿。这一点和原著小说相比，做了很大改动。护林员作为小说中唯一的“好人”，在影片里也被归入另外三人一方，似乎他的正邪善恶也带有一丝不确定性，四个角色共同组成了复杂的人类社会。鹿则是屋外纯净无邪的自然世界，以冷峻的目光凝视屋内发生的一切荒唐，不做评断，也不做审判。屋外的一切危险，无论是捕兽夹还是猎枪匕首，都来自于人。

饰演护林员一角的金巴在本片中贡献了突破性的表演。在以往的作品中，无论是作为配角的《塔洛》《他与罗耶戴尔》，还是担纲主角的《气球》《撞死了一只羊》，金巴所饰角色的性格特征都离不开粗犷、豪放，他也成为藏地硬汉的代表。而在《一个和四个》中，护林员懦弱、胆小、犹豫不决的性格和金巴高大凶悍的外形形成强烈反差，并通过“怼脸”式的特写镜头不断放大，为影片增添了另一层荒诞。

极致影像，瑕瑜互见

影片整体以蓝色为主色调，烘托出冬日里危机四伏的肃杀气氛。有限的几处暖色一部分运用在护林员和村民根宝（更旦 饰）的对手戏中，体现二者同村同族的身份；另一部分运用在护林员与外来者对峙时，暖光与冷光同时出现在画面中，以戏剧化方式表达影片的超现实风格。

镜头运用方面，在护林员与第一个自称是公安的男子（王铮 饰）救鹿、杀兔、吃兔、争兔的两场戏中，影片通过外景不同景别的镜头快切和内景人物正反打的方式，将荒诞讽刺和喜剧元素相结合。二人上一秒还在规则与质疑中拯救生命，下一秒就在饥饿的驱使下杀戮和争夺。在鹿、兔、人的三方对比之下，被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生命体使整个故事成为一段寓言。不过，手枪主观视点的运用则相对突兀，本意是为了突出护林员的心理状态，却让观者脱离了原本的旁观视角，进入主观的游戏视角。这种突然的跳进跳出不免使观感产生些许断裂。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的配乐和声音设计颇具特色。放大环境中的细节声和动作声，用人物的喘息声和贴耳式的台词营造的沉浸感，配合空灵凛冽的音乐，给影片增添了诡谲多变的悬疑气息。

整体而言，《一个和四个》以极致的影像打造了一场藏地“狼人杀”，带有鲜明学院派特征的视听风格。虽然在部分段落稍显跳脱，但应会成为将藏地电影推向大众市场的有益尝试。

浪潮不息，类型接续

提及藏地电影，被谈论最多的莫过于由万玛才旦导演领军的藏地新浪潮。从《静静的嘛呢石》开始，无论是万玛才旦指导的一系列影片，还是由松太加、拉华加执导的《太阳总在左边》《旺扎的雨靴》等作品，其影像风格、内核表达都一脉相承。万玛导演不幸辞世后，久美成列不免被大众视为继承父亲衣钵，继续在藏地挥舞新浪潮旗帜的传承者，但《一个和四个》显然打破了此前范式，尝试将藏地电影推入类型片的主流市场。

一些负面的声音则认为影片失去了藏地新浪潮对在地文化的表达，使“藏语仅作为点缀，藏地仅作为景片”，故事本身发生在任何地域都能成立。但这恰恰是《一个和四个》的突破所在，如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的推荐语所言，“导演不甘被归类为某一种创作脉络……体现出冲破地域、民族等固有界限的可能。”

此前，藏地新浪潮的大部分影片中，对“文化冲突”母题的呈现多集中在现代意识与宗教信仰之间。《一个和四个》则弱化宗教元素，用“反盗猎”这一现代规则将人物分列两端。更加巧妙的是，在“入侵”藏地的汉族人内部，和“守护”藏地的藏族人内部，形成了各自的“正与邪”。由此将文化冲突转化为个体冲突，使影片更具普世性。久美成列导演之后的短片作品《新生》（《大世界扭蛋机》系列短片之一）也延续了这一表达。

除此之外，无论是久美导演在前不久刚刚杀青的第二部长片《藏地白皮书》，还是万玛导演的待映作品《雪豹》《陌生人》，在演员选择和故事设置方面，都更加直接地体现出“外来者”与“本民族”的多重碰撞。结合万玛才旦导演在过往采访中提及的“藏语电影需要多元化类型的尝试”，《一个和四个》所指向的可以说也是藏地新浪潮的一种未来。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这段时间的院线电影，不乏从小说转译而来的。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不是多么新奇的事情，尤其是由剧情到剧情，现实故事的骨架、血肉，完全可以生发出更为精确明了的形体。可正因为想象空间被压缩，被固定，这具形体往往会承担更多预设的挑剔乃至警惕。

照本宣科尚且难，不照本宣科就更难，怎样还原、取舍，体现了导演的志趣与功底。尤其是剧情之外的那些内容，譬如精神、风格，甚至姿态、胸襟，也很容易跟导演的履历、性情撞击出未必能够预料的效果，成败随人。

掺杂幻觉、梦境、未知性的文本影像化，难度更是水涨船高。初出茅庐的导演久美成列选择江洋才让短篇小说《一个和四个》，少点胆识都不行。

《一个和四个》

在故事层面，小说通过一个密闭空间，护林员在山林里的土房，集聚式地引入四组关联人物。提供主视角的是护林员，他潜在的合作对象有森林公安，命定的敌对目标是盗伐盗猎者，外加一个根宝，老相识了，却又似乎浮出敌方帮手的身份。

关键是，身份暧昧的不只是根宝，谁是公安，谁是罪犯，一概不知，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血腥结果，也一切待定。也就是说，小说更引人注意的，乃现在许多类型片或者说商业片比较喜欢的罗生门、剧本杀模式，讲求智力博弈，讲究让观众参与猜谜的紧张。

久美成列选择《一个和四个》，相中的不止是这种叙事上的常规张力。身为藏族导演，他拍藏地电影，甚至舍弃东北林区，坚持在青海取景，自然是有民族身份上的自觉，以及更重要的，有继续拓宽藏族电影表达的决心。

《一个和四个》

这表达，首先是类型杂糅的尝试。我们习惯在藏族电影里体会虔诚信仰引导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宗教行为，抑或是放牧、买卖，都有一种简朴、粗犷、平和、温善的特质，天然带有洗涤的功能。

但《一个和四个》所要黏合的，更多是这种悬疑类别，在保留藏族电影本身的去商业化气质时，尝试了比较商业化的题材和呈现，单从这点看，新奇得很成功，也很重要。久美成列做出这种选择，是延续自己对类型片的喜好，也是延续父亲万玛才旦这些年未竟的事业。

当然，这里头也有久美成列作为有想法的新导演，自身更多的兴趣所在。

原著本身这几个人物的交锋，各执一词之下，是枪与斧头的对峙，是生死在立场基础上一触即发的判定。久美成列对这些蓄势待发的走向，解压爆发的人物，素来怀抱创作上的热忱，这从他此前短片的选材上能够感知一二，也因此，把角色放到这样的格局里，生死存亡就有了很不一样的考究。

《一个和四个》

另一方面，自打高一后，从北京重返青海，到寺院学校进修藏语言文学，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比如有轮回的存在，也就有多个世界的并存。信仰的进阶、通透，改变了他看待万事万物的态度，而精神上的神秘、空彻，对应得上《一个和四个》本身充斥未知，而未知不断分岔的另一重境界。

文本内外的接应有了，他怎么增删取舍，整体上又体现出创作的得失。

原著里一些用词粗鄙的内容，比如护林员离婚的原因，是妻子偷人，而被定性为为光棍、胆小鬼、偷窥狂的根宝，在明确告知事实过程的时候，暗合了他平日会趁男主人不在家时，在院墙外垫石头偷看的举动。

《一个和四个》

这些情节都被久美成列删掉了，于是也不需要小说当中反复提及的，雪花如同离婚协议书一样飘进来的心理刻画。迅速在《巡山日记》里记下疑点，以及表现出惊恐，已经足够体现这个旁观者、受害者的心理特质，不过藏文被改成汉文，倒是有意让更大范围的观众能够看到。

他也有意放大身处苦寒之地的寂寞人的拮据，所以所剩无几的干硬粮食，几乎无从待客，小说里倒是立刻就能把煮洋芋和馒头端上。不过这种过于艰苦的描绘，也容易引来生活常识上的质疑，譬如咬不开却不去泡软等等，容易伤到人物的表现。

这则精短的小说，特色在于不断转化人物视角，并直接用第一人称进行故事的讲述，久美成列自然是把这些叙述，给增加细节再影像化。尤其是小说里的皮夹克，即电影里的高个子，其与同伙追杀「盗猎者」的过程，就转变得很有寻常动作片的意思。

《一个和四个》

他让人物全都走出过土房，冰天雪地的密林就能直接扩大视觉上的震撼、感知上的冰冷，角色在这种本与文明社会交界的隔绝空间里，更容易还原出兽性，这兽性连带枪声、血迹、脏话，带出非常西部的风味。

但又正因格局铺排大了，观众的期望也都吊高到了巅峰对决的情绪发泄，戛然而止的同归于尽就少了一些满足。特别是，当一切都在往所谓商业的方向去撑大，结局却没有直给，很容易泄气。

更糟心的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电影用字幕「满足」观众对真相的需求，可粗暴潦草的落差、反转，对电影有更大的伤害。

《一个和四个》

小说在处理结尾的时候其实很俭省，最后才登场且直接进屋的是两个人，他们与「高个子」对峙，略显拙劣地讲完自身故事后，其中一个人用眼神使唤根宝拿斧头砍「高个子」，然后完结。

乍看是开放性结局，其实以根宝自身的处境，不难揣测他所合作的必然是盗猎者。三比一的劣势，注定了公安的悲剧。不像电影，盗猎者只有一名，增加悬疑的同时，也降低了正义一方的悲壮性。

尽管如此，作为导演的首作，值得肯定的地方更多，也让人对藏族、藏地、藏语电影有更多框架外的期许。

相比之下要提魏书钧，挑战余华的先锋小说《河边的错误》，显然更需要勇气。毕竟即便是张艺谋，改编《活着》，比先锋时期更多灼烫与悲鸣的小说，也无从还原甚或超越余华对人性与人世的深邃表达。

《河边的错误》

魏书钧就更没有先锋性，电影诚然是远没有余华小说好的。

设若小说不是余华的，我们只把那些情节拿出来，那么魏书钧做出了颇为不错的扩写。每一个人物的关联、因果，都做出了详尽的扩展表达。

可也正因为这些详尽到不乏噱头的表达，譬如幺四婆婆的性虐倾向，许亮的异装爱好，除却引发旁人不怀好意的窃笑，也放大一个掌控社会高位的「正常」异性恋男性不自觉的傲慢。

《河边的错误》

电影的拙劣更因为小说表达一骑绝尘。魏书钧是让现实与臆想泾渭分明地对立，通过道德压力、事业挫败，引致男主角马哲的发疯，而发疯成了电影唯一的追求，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高级表达。

但这恰恰是违背了余华笔锋的价值。他的小说摒弃了点到点的实在，犯罪动机、杀人次序、自杀逻辑，全都有空冷场域带来的虚妄回音，每个人都如游魂野鬼，杂乱、无序地构成集体的虚空，回荡出恐怖的感知。

这种无从对抗的巨大荒诞，就像是结尾，局长让马哲装疯逃脱开枪责任，而他终于在医生第四次盘问时，表现得乖顺甚至觉得胡言乱语有趣，妻子和局长则从高兴、满意，转变为因为医生说可以住院而目瞪口呆，引来马哲更大的笑声，叫人不寒而栗。

《河边的错误》

不像电影那样，历经影像戏耍，把人逼疯了就觉得完事了。不是说不可以有自己的呈现方式，但既然需索余华的人气，一如仰赖朱一龙的流量，只拍到这种程度，是很让人替总算跳出生活阅历的魏书钧感到可惜的。

同样得用可惜来概括的还有《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导演泷田洋二郎最出名的电影是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入殓师》，带着部分主创人员来中国拍摄，必然吊高期待，结果溃不成军。

《入殓师》

辛酉2016年结集出版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以《闻烟》作为书名，因为当年年末，泷田洋二郎就要开拍这部电影。小说集的广告写着，导演看到《闻烟》后，秒签了影视改编权。

小说很好吗？至少比起前两部，无论文笔、技法还是意境，都差。导演看中的，大概是老字号里父子情的流淌，尤其是，当传统工艺需要以伤害身体的前提流传下去，父亲如何处理。

原著的父亲三缄其口，儿子无从掌握最关键的一味，但当孙女出生，父亲弄孙为乐，任由儿子接管档口，做不那么正宗却不伤身的冰晶糕，改变旧规矩赚钱。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同是死后儿子才发现父亲保护自己的秘密，电影钻营了煽情的密码，儿子不要铺口，出走城里，混迹剧组，而父亲得知孙女治病要钱，自己打破规矩，不要命地做冰晶糕来卖。

但是电影表现出非常陈腐的特质，如同一出不合人情的催生大片。父子生分至极，儿子结婚没有通知，只在妻子怀孕时打个电话，父亲也一直没去探望，只在孙女出生后自己跑去城里。最终所有的和解，都很赶场，都很功利。

加上各人演技的参差不齐，喜剧成分的无聊低劣，除却个别关乎手艺的漂亮镜头，电影八点档的气质几乎提供不了什么感情价值，遑论余韵。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即便是被中式煽情喂大的观众，也真没法接受这种陈旧的投喂。改编小说这样的行活，太考验二次创作对世情的洞察，无论是不断翻新的潮流，抑或是相对亘古的审美，但凡差一点，都容易沦为庸俗之作。

所以，到底是谁觉得现在的观众还在爱被动训诫，爱自我感动？

以下包涵剧透，建议先观看电影。本片的观感会受剧透影响。

作为导演处女作，这部电影的完成度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影片很有几分昆汀《八恶人》的神韵。同样的暴风雪，同样的小木屋，同样的封闭叙事。虽然设觉语言和剧本的深度还无法和昆汀相提并论，但作为藏地电影类型片化的一次尝试，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如果说父亲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是藏地文化与欧洲语法的结合，那么儿子久美成列的电影就是藏地文化与美国新派西部类型片碰撞出的火花。这也非常符合中国新老导演的发展现状。

影片剧情虽然是开放式，但是有一定观影经验的观众应该很容易猜出谁才是盗猎者。我就直接说了，第一个出现的自称警察的大块头就是盗猎者，而临近结尾出现的小个子才是真正的警察。原因如下：

一、影片出现了三组警员号，其实号码是烟雾弹，警号牌的式样和警服的颜色才是重点。死掉的那个警察和小个子的警号牌的式样和警服颜色是一样的。

二、大个子一枪就精准的打死了兔子，证明他步枪使用的很熟练，而步枪是盗猎者的武器。

三、盗猎者车上有很多酒瓶子，而大个子一见到桑杰就要就酒喝。

四、大块头不知道林业局长是哪里人。

五、大块头留着胡子，而警察是不允许留胡子的。

至于大块头为什么没有杀死桑杰，是因为它需要帮手对抗警察，他也是确定桑杰是个老实人之后才给他枪的。而小个子一上来就给桑杰枪，那是因为他在林业局了解过桑杰的情况。至于那个红布条是接头暗号这件事，可以肯定是大块头临时编造的。况且如果大块头是警察，那整个剧情就失去的反转的可能，所有悬疑点就成了故弄玄虚了。

下面说说缺点。首先是《一个和四个》的标题，导演在采访中说四个指的是四个男人，一个指的是鹿代表的另一个世界。他希望观众带着鹿的视角看这个故事。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因为影片的视角显然是桑杰的视角，在他面前的是三个男人和鹿，都是他不能理解的世界，影片并没有以鹿的视角呈现。因此片名应该叫《这边和那边》或者叫《一个和三个》才更合适。

其实鹿这个符号的加入也是失败的，导演说鹿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然而这一点没有通过视觉语言表达出来。鹿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的摄影都是比较平庸的，没有给到观众超验的感受，这一点他还得像他父亲多多学习。

桑杰作为第一男主，但他对剧情的推动非常有限，双方都想争取他的信任，但是最后却都死在了一场混乱的枪雨中，而桑杰只是愣在当场什么都没做。这样桑杰就沦为一个旁观视角。

最后一场三个男人在有限空间中的对峙是电影的高潮。这一段导演处理的还是显得稚嫩，以三个人的同时死亡作为结尾，是让人有些失望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看昆汀的《落水狗》和《八恶人》的结尾是多么精彩。 影片虽然是藏族导演拍摄，有藏人演员出演，但本质和藏地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的故事如果换在蒙古或者新疆等偏远地区，剧情甚至都不需要任何改动。

本片一开始就提到了暴风雪将要来临。本以为暴风雪会事剧情的高潮重要背景，代表着有大事将要发生压迫感。但这场酝酿一部电影的暴风雪，等到故事结束才姗姗来迟。本来以为将要天崩地裂地的火拼，结果却等来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因此有人说这是一部寓言式的电影，我以为不然，看得出导演想要做出寓言式的效果，但显然没有做到。它即没有和地域文化做深度链接，也没有对当下的映照，寓言的想象空间是不存在的。

逻辑推理类的文艺作品应该再多些，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用逻辑推理和一手史料研究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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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个和四个》已于10月27日全国上映。影片由万玛才旦监制，久美成列编剧并执导，金巴 、王铮、更旦、达杰丁增、才多等主演，曾在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制作中项目斩获「莫非影画新声关注」奖项，由莫非影画联合制作。

莫非影画：以往的藏地电影具有浓厚的藏族文化，风格偏向于写实主义，但本片其实非常类型化。那么这部影片的声音是否保留了一部分的藏族元素？在声音设计上又有着怎样的类型化考量？ 李丹枫：在整个声音设计的过程里，所谓藏族元素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重点。从视觉上，影片的演员、服装和地点本身就带有不少的藏族特点。所以我们从声音角度上，更想把它变成一个相对纯粹的类型片。语言台词上也会有一些藏族元素，当根宝说藏语，大个子听不懂之类的。但其实这是和戏剧有更大关系的一个笑点。 我们更希望强调这部影片作为“类型电影”的一些元素，或是符号化的东西。比如对于人物台词的处理，我们最大的初衷是希望达到很强的贴面感和压迫感，想让观众在进入故事情节时清晰地听到每个人细微的呼吸声。当然现实层面上在那样的景别中，你不可能听见如此清晰的呼吸，但是我们想要强化戏剧性与听觉的刺激，让每个人物离我们更近。

《一个和四个》首映映后环节